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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如何塑造人物 传记文学写人物、塑造人物形象，与其他文学样式写人物、塑造人物形象，既有相同或相近的一面，又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譬如，传记文学作为纪实性的叙事文学，与虚构性的叙事文学如小说、戏剧文学等，虽然都要塑造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富有审美魅力的人物形象；但塑造的方法和原则却大不相同。 作家在创作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学作品时，总是充分发挥他们自由想象的创造力和虚构才能。他们可以依据生活逻辑，随意增删：没有的，可以添上去；多余的，可以砍下来。大家都非常熟悉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关于塑造人物的名言：“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2](P513)这个时候作家就是上帝，他有权力集众美于一身，创造出一个绝代佳人，也有权力聚众恶于一人，写出天下第一大恶。然而，大原则是：不违背“物理人情”。在这个前提下，作家可以天马行空，驰骋于天地间，如李渔《闲情偶寄·宾白第四》“语求肖似”条所说：“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3](P114)当代作家毕飞宇也说：“写小说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件工作。它适合我。我喜欢虚构。作为一个行为能力不足的人，我喜欢虚拟的世界。道理很简单，我只是‘坐在那里’就把所有想象的事情给办妥当了。‘想象’是零成本的，不费体力，它几乎偷懒。”[4] 但是，传记文学作家塑造人物，则不能如此宽松自如。他必须在历史给定的素材约束之下刻画人物形象，必须通过人物自身真实的生活活动描写人物形象，通过人物的真实的实实在在的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刻画他的灵魂。朱东润在谈他上个世纪40年代写作《张居正大传》时就说到历史给定的素材的限制。他在该书序中说：“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4](P7)其中“有来历，有证据”，就是历史给定的素材的限制。历史上不存在或找不到证据的，不能虚构，更不能捏造。巧媳妇不能做无米之炊。这与虚构文学的创作方法大相径庭。张居正是一个受历史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历史的人物，把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描绘出来，必须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进行而不能越历史之规。朱东润说他遇到很大困难：“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底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底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5](P8)历史没有提供张居正有关“私生活”的材料，你不能凭空造出来；历史告诉后人“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那也只能据此写他的形象。真是无可奈何。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我写《李渔传》，也遵此原则。我笔下的李渔形象，他的经历、事迹和思想情感，皆“有来历，有证据”。我力求经得起读者的检验乃至经得起李渔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但是，我进行了合理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