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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化研究直面现实文化经验的实践性品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由于“直接从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这种脱离文学经验”做法的直接后果是：“文学理论无关文学。文学充当了其他理论的佐证工具，文学学科特性被消解”。(28)文化研究尽管对文学研究而言具有明显的场外征用的特点，并且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认识路径的反序问题，但其前期却拥有明显的实践性品格，能够直面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经验，并对鲜活的经验做出灵敏的反应。“文化研究衡量真理之有用性和知识之有效性的尺度，至少在文化研究自身探索的特定语境中，是它们打开新的、至少是想象的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能力。文化研究不仅把人们生活的杂乱世界带入学院，而且它要求后者服务于前者。文化研究拒绝把学院的形象看做某种程度上从学院以外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的、躲避这种力量的东西。”(29)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社会的到来，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也不得不积极应对因时代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新挑战。“本体阐释”既要“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更要努力提升自身积极观照现实的实践性品格，“以文本为中心，对单个文本的阐释做出分析，对大批量文本的阐释做出统计，由个别推向一般，上升飞跃为理论”(30)。 其次，英国文化研究擅长借助各种理论从事个案研究的思路值得重视。“本体阐释”实践性品格的凸显，既要“在生成过程中接受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启迪和影响”，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文学实践的认真研习和深刻把握”，更要“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这是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最切实有效的抓手，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点。”(31)在这一点上，文化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价值。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后，多数情况下都被视为一种理论话语，不断引发诸如学科特点、理论价值与逻辑脉络等宏观理论问题的争议。正如有论者指出：“当前，‘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非常多，做个案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却非常少，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32)其实，仔细审视文化研究在中国近20多年的发展，个案研究尽管出现的比较少，但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表征》作为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分析了法国战后平民主义摄影、博物馆、男性表现与肥皂剧等文化个案。“本书包含的个案分析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原创性理论的具体应用途径和思路，颇具示范效应。文中对个案的分析，角度新颖，尖锐犀利，使所应用的理论显得特别有效和有力，有很强的可操作性。”(33) 最后，“本体阐释”应该借鉴英国文化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是英国文化研究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34)这一方法最早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它主要强调研究者应该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异民族文化进行深度描述。霍加特和威利斯等理论家都曾使用这一方法研究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英国文化研究在后来的发展中尽管也对这一方法存在一些争议，但仍然将其作为一种能够更为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的策略不断加以改进和运用。“民族志学研究仍旧是文化研究中一项相当重要的元素。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内部的历史中，民族志学扮演策略性的角色，不仅能够衔接描述性的社会人类学，也能够联系‘由下而上的历史’。霍尔曾经提到他自己也关注到这种衔接关系，并且注解各种符合这种‘新社会历史’范畴的研究。”(35)英国文化研究借助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不但客观地描述并还原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努力将其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实现对文化现象与其物质条件之间的复杂联系的有效解释，“本体阐释”因为既要破除以往理论僭越文本的弊端，“以文本为标准，尊重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又要以文本作为阐释的起点，打破长期存在的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互不往来的理论困局，还要努力观照“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文本的历史与传统”“文本的读者和社会反应”(36)等外部问题，所以应该借鉴民族志方法，对文本保持适度客观的立场，努力实现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有效连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