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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英国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场外征用的特点。西方文论从20世纪初开始“基本上都是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自己的体系，许多概念、范畴，甚至基本认识模式，都是从场外‘拿来’的。这些理论本无任何文学指涉，也无任何文学意义，却被用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范式和方法，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本体意义。”(11)文化研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回溯历史会发现，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其兴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一理论流派的起源与发展虽然与霍加特、威廉斯等学者的努力分不开，但也与霍加特在1960年帮助企鹅出版社打赢的一场官司有直接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鹅出版社捐赠了一笔钱给霍加特，他随后用这笔钱在伯明翰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心来研究文化。不久，这个中心为斯图亚特·霍尔‘接管’(这时，霍加特正式退出了这个故事)，后者随之成为中心的主任。他，连同一些年轻聪明的学生，阅读了许多法国社会理论与葛兰西的著作。”(12)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广泛吸收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等一系列来自欧洲大陆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推动文化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使其像喜鹊一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13)。文化研究对各种理论的广泛征用，使其对当代文化作出了较好分析，然而也使它完全偏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离文学文本愈来愈远。 其次，英国文化研究存在关于权力的主观预设。威廉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提出新的“文化”内涵，其目的是反对阿诺德与利维斯等人所持有的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并指明英国自工业革命开始就在大众文化领域存在一种不断发生的“漫长的革命”。但是，文化研究在此后的发展中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等起来，甚至以意识形态来指代文化，这显然是将政治泛化开来，存在试图发掘一切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动机的过度恐慌。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这种泛化政治的趋势愈演愈烈，“意识形态的概念逐步让步于权力的概念”。除此之外，“人们对于英国文艺传统的摒弃、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和阿尔都塞与葛兰西发起的各种修正、女权运动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以及人们向福柯的转变——上述所有运动中权力始终是最为明显的主题”(14)。文化研究发展到后来，努力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审视所有文化问题，认为青年亚文化、种族、性别、身份乃至性取向等问题都与权力有紧密联系。这已经违背了批评的公正性原则，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主观预设——前置立场。这种立场的思维路线是，“在展开批评以前，批评者的立场已经准备完毕，批评者依据立场选定批评标准，从择取文本到作出论证，批评的全部过程都围绕和服从前置立场的需要展开”(15)。正是因为有了关于权力的主观预设，文化研究在针对具体文化现象做出分析时，“就把对这个概念的讨论要么变成一种嗓门比赛，要么变成向情感强烈的私人世界的退缩，人们显然也就失去了某些东西”(16)。 再次，英国文化研究在证明过程中存在非逻辑性问题。文化研究由于存在前置的研究立场，在逻辑论证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非逻辑性的问题，也就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批评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17)。文化研究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存在着无边界推广的问题。“这是指在逻辑上的全称判断靠个别现象和个别事例，亦即单称判断来证明。普通逻辑的规则是，完全归纳可得出一般结论。完全归纳不可能实现，大概率统计亦可以有近似的全称判断。个别事例无论如何典型，只能是单称判断的根据，不能无约束地推广为普遍适用的全称结论。”(18)简单来说，理论的归纳与升华都应该以具体的现象与实践为基础，应该较为周全而又严密地涵盖所有个案的某种特点，因为哪怕是出现一个与理论相悖的具体个案，理论就将是一种无法成立的虚假理论。文化研究的亚文化理论尽管存在非常广泛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意义，但自提出开始就受到其内部一部分学者的批评。“这种研究本质化地假定了青年消费行为的政治抵抗性，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生活消费品一律都会被用于各种抵抗策略，从未真正考虑过青年人为了‘娱乐’而扮演各种‘亚文化’角色这一问题。”(19)亚文化理论的确存在着对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强制阐释，不但将一切小众化的非主流行为都看作是抵抗性的，而且努力从政治立场上判断青年文化，认为它建立在“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上”，“是对由各种机构形成的组合体的文化回应”，“是在受支配的同时也有创造性的回应”(20)。 最后，英国文化研究还存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反序认识路径。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作为文化研究的发轫之作，既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又通过对大众出版物、自动唱片机等个案的深描指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所出现的“堕落”。这种以细读方式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分析，为文化研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文化研究以个案细读为主要特点的文化批评方法不断遭到冲击，与之相反的是，抽象化的理论分析与建构色彩则日趋强烈。特别是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葛兰西转向的理论发展，“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文化与社会权力的组合关系上来，”(21)本·阿格针对文化研究的这一问题指出：“文化研究需要放弃其浓厚的学术行话，并取而代之地发展一种更为广泛、更为公共的俗语；否则就不可能将文化研究当成有力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来植入到日常生活的兴衰中。让文化研究埋葬在少数学术批评家的理论图书馆里则违背了文化的政治功效，而这种功效是参与的、关联的文化研究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22)文化研究的这种弃实践而重理论的研究方法，颠倒了认识路径，出现了抽象与具体的错位。理论的生成“从抽象出发，改造、肢解具体，用具体任意证明抽象。另一方面，隔绝抽象，抵抗抽象，用碎片化的具体替代抽象，理论的统一性、整体性、稳定性遭到瓦解”(23)。霍尔的《编码/解码》就出现了这一问题。这部著作借助结构主义与话语理论富有开创性地提出了积极受众论，但因偏重于理论推演而忽视了现实受众的复杂性，建构出只能在话语层面进行积极抵抗的抽象化受众。(24) 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以大众文化现象与产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社会学，因其自身所存在的缺陷而逐步与以具体的文学作品和审美现象为观照对象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分道扬镳。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尔与本尼特晚近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霍尔尽管早年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研究过通俗艺术、阅读政治学等文学理论问题，但“霍尔从根本上改变了入文学科领域的传统方向，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研究的风采。不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霍尔从批判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文化演变的过程，昭示了大众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与政治意义”(25)。与此相似，本尼特早年主要从事艺术和文学社会学研究，曾出版过《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之外》《文本、读者、阅读构型》等论著，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从事“文化与政府统治之间的关系”“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机构等的运作”的研究，强调“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重新进行理论表述，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对文化与政府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关注包括进来”(26)。尽管文化研究的这些新进展与文学理论仍然有一定的交集，并且根本无法做出泾渭分明的划分，但坚守“本体阐释”这一“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原则才能破除英国文化研究自身所存在的缺陷，“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当然，“本体阐释”作为“主张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文本阐释”(27)的理论，应该在充分意识到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实践之间错位的同时，审慎地吸收与借鉴文化研究的某些合理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