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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强制阐释论”为准确研判当代西方文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使学界再也不会因西方文论的不断涌入而感到无力或“失语”了。“强制阐释论”作为针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整体诊断，显然也适用于当代西方文论的具体流派。从“强制阐释论”的角度审视作为当代西方文论重要流派的英国文化研究，会发现这一理论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场外征用、主观权力预设、非逻辑证明与反序的认识路径等缺陷。英国文化研究自身所存在的“强制阐释”困局也充分说明，这一理论流派尽管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毕竟与以文本为中心的“本体阐释”原则有着本质差异。在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缺陷保持清醒认识的前提下，“本体阐释”也应该对其实践性、个案研究与民族志方法有适度借鉴。 关 键 词：英国文化研究/强制阐释/本体阐释/困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唯物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进逻辑”(13CZW001)。 作者简介：李永新，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长期以来，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倍受学界关注。但是，西方文论能否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等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引发诸多争议。在学界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乃至焦虑的时候，张江却另辟蹊径，不再关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等问题，而是指出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着“强制阐释”的根本缺陷，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研究必须对当代西方文论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需要对其作深入的辨析与审慎的检省！他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这一准确研判可谓是一语中的，是对学界常因西方文论的不断涌入而感到无力甚至“失语”的一记当头棒喝。很多学者在为他这一观点叫好的同时，也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辨析与深入探究，形成了一股新的理论热潮。但较为遗憾的是，目前从理论前提与基本逻辑等角度对“强制阐释论”进行学理探索的研究成果占了绝大多数，而以具体西方文论流派为例做个案分析的研究却较为匮乏。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以英国文化研究这一当代西方重要学术思潮为例，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摆脱的“强制阐释”困局，及其对“本体阐释”的启示。 “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一个意义不明的概念，既被广义地理解为“对文化的研究”，也可以相对狭义地指作为当代西方重要文论流派的英国文化研究。这在首都师范大学1999年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王逢振当时就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罗钢则指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①之所以存在这种分歧，主要是因为“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文化理论为狭义文化研究或英国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来源和思想武器，后者则是文化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使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具体应用和批判阶段。”②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英国文化研究很早就受到学界的关注。李欧梵在1994年就指出，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兴趣“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他们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③。陶东风后来也相对明确地指出，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探索或文化研究(cultural research)也不完全相同。作为专门术语的‘文化研究’具有更限定的含义”④。 从在中国大陆近20年的发展来看，英国文化研究因能够对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当代社会做出迅速而又灵敏的反应，并明显具有实践性的品格而受到极大关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相关著作得到大量译介，这一流派也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与康德的美学观念完全不同的新兴文论话语，也一度成为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中的“显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英国文化研究对文化意义的不断拓展，打破了文学作为审美的、想象的作品的观念，努力从意义生成的角度审视文学观念的建构过程。威廉斯指出：“因为承认道德与智性活动的独立性，以及集中体现人类兴趣，构成了‘文化’的最初含义。而这些含义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相结合，改变着自身的含义，从而成为一种衡量品性的尺度、一种解释我们共同体验的模式；而在这种新的解释方式中，它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共同经验。”⑤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既可以被界定为智性和道德活动，又具有心灵状态或习惯的意义，还可以表示整个的生活方式。文化的观念既然如此多样，那么文学也就不再只是具有陶冶精神世界、提升道德水平乃至塑造完美人格等功能的经典之作了，还应该包括各种记录我们的共同体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简单说来，威廉斯对文化意义的拓展，不但大大提升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地位，而且带来了多元文学观念。霍尔后来指出：“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⑥这一文化观念显然能够深入到文学的语言建构层面，从历史条件与社会语境等角度分析文学的意义生成与边界变化。 其二，英国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观念与主题。“对文化研究的开路先锋来说，却勇于抛弃这个文学传统的精英假设，进而可以检视每日生活等情况：这些生活面向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十分巨大，但是却从未接受任何质疑，我们更是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终究会变成某个个体、市民、某个阶级、种族和性别关系的成员。这种文化过程的运作基础，正是因为所有动作都显得相当自然、相当平凡，根本难以抗拒。”⑦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深刻影响了文学研究，改变了以往文学研究注重审美观照、形式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等较为传统的研究方法，转而注重探索文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文学表意实践的具体机制与过程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理论研究近年来受到包括英国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西方文论观念的影响，开始打破本质主义的研究思路，提出了“文学理论：开放的研究”⑧的观点。有文学理论教材在分析了建国以后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著情况之后指出，受到至今仍然盛行不衰的文化研究的影响，“当代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家早已开始对‘文学’以及文学的‘本质’采取一种历史的、非本质主义的开放态度，而且强调关于‘文学本质’的各种界定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而不是寻找一种普遍有效的‘文学’定义。他们不把‘文学’视作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概念，而是转向把‘文学’视作一种话语建构”⑨。 英国文化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大有超越其他理论而独步天下的趋势。这也引发不少非议，并促使其开始“降温”。文化研究的“热涨”与“冷缩”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几乎所有当代西方文论流派在中国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体现出张江针对当代西方文论所提出的“强制阐释”的症候诊断。“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其特征有四：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引导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知路径。理论建构和批评不是从实际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⑩尽管文化研究起源于文学研究，特别是作为文化研究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斯一直坚持从事文学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理论流派自初创时期开始就试图越出文学研究的边界，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不是针对文学所做的广义的文化研究，甚至与文学研究的旨趣完全不同。文化研究在后来的发展中更是与文学研究分道扬镳，逐步转变为一种针对各类文化现象及产品所做的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