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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一叹——金圣叹传》后记:缘结圣叹

http://www.newdu.com 2019-04-01 文艺报 陈飞 参加讨论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大约是在1982年的初夏,我忽然接到杭州大学发来的电报,通知已录取我为硕士研究生,但研究方向由原来报考的“先秦文学”改为“元明清文学”,让我尽快答复。那时的我,对于“研究”“方向”之类并没有确定的意识,只要能够继续读书就好,于是便回电同意。后来才知道,我所报考的导师王驾吾先生,其时已八十三岁,因病住院,这年十二月逝世。我参加了追悼会,只恨生前没能拜见一面。
    熬过那个严酷的暑期,我便如一片枯叶,随着秋风飘落江南,飘进桂香弥漫的西溪校园,师从刘操南(号冰弦)先生学习研究元明清小说。先是读作品,包括解学亮、吴茂祥、张德超、唐虹生、蔡可祥、朱有为等大学同学送我的《三国演义》《西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等。当读到《水浒传》时,便与金圣叹相遇了。所谓一见倾心,从此便爱不释手,尽可能把金氏作品都找来读。学校里的读完了,便去“省图”(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看;省图没有的,就到外地借阅;书店里见了就买。那时省图在孤山,我经常徒步往返。复印很贵,就尽量手抄。犹记出纳处有位陈姓女老师,每次都是先将我(其他读者亦如此)引到座位上,泡上一杯龙井茶,然后去把书找到送来,让读者慢慢看。其热情亲切,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沉浸在室内外的书香茶香还有鸟语花香中,抚读着古老的书卷,那种体验是前所未有、后所不再的。午休时分,西湖边上游人不多,有长椅石凳,可以坐或躺着。看着眼前的光影变化,想着书中的人物事迹,恍如梦境。
    学术的梦想就这样悄悄滋长起来,于是便把读书的感想写下来。草稿写在各种“废纸”上(最多的是王甫安先生送我的化验单),修改后誊写在有方格的稿纸上。然后送给老师看,或者投寄出去,更多的是放在那里,留待以后再说。1983年冬天,导师告诉我,《杭州大学学报》要出《古籍研究所论文专辑》,我的习作《金圣叹的诗歌评论述略》被采用了,这自然是由于导师的推荐。那是我第一次发表论文,当时的喜悦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翌年春天,导师说:“武汉有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我有事去不了,你去吧!”我便揣着导师的邀请函,登上了西去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火车上结识了睿智博学的李庆西先生,窃喜出门就遇见了高人。及至会上,又见学者云集,名家闪耀,更是大开眼界。我还“溜号”去听了程千帆先生的学术讲座。张国光先生是会上的主角,他的言论以及有关他的传说,令人震异;次年在杭州又见到他,给了我许多指教和勉励。
    1985年夏日的一个晚上,我随导师到杭州火车站迎接朱一玄先生,他是专程从天津(南开大学)来主持我的毕业论文答辩的;另一位校外答辩专家袁世硕先生(山东大学)已先期抵达。我的毕业论文题为《金圣叹评点论要》,主要是从“传圣人之德而立自己之德”与“表古人之才而扬自己之才”两个方面探讨金圣叹文学评点的思想旨趣,也有些回归本源的用意。答辩顺利通过,同时也让我知道尚有许多不足和遗憾,于是发愿以后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金圣叹。
    这时及稍后,我还发表了《金圣叹的“三境论”初探》一文,这要感谢母校老师邱明皋先生的力荐;《论金圣叹的人格》一文被《学术月刊》采用,纯属“自然投稿”,编者的心胸和眼光令人感怀!此文后来被收入《明清小说研究年鉴》,还有《金圣叹“格物”的要意》《妄想与悲凉》等文的发表,则是承蒙欧阳健、吴圣昔、束有春等先生的情谊。这些习作后来收入《文学与文人——论金圣叹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中,又与常绍民先生的助力密不可分。
    其间我曾两次到苏州去游访,一次是水路夜行,听着过往船只的呜咽,看着远近光影的明灭,颇有“江枫渔火”之感。友人范建明当时尚在苏州大学,他陪我寻访金圣叹的遗迹,查找文献资料,还为我刻制了一枚印章,书写了一对条幅。记得我们是在九溪偶然相识的,友谊保持至今。这次又为本书初稿贡献了很好的意见。傅刚学兄当时在上海师范学院读研,帮我购买并邮寄了《沉吟楼诗选》,谁也没想到我会在他的母校“安度晚年”。王步高先生送给我一套新出版的《金圣叹全集》(曹方人、周锡山标点),每看此书,我都会想念他和肖瑞峰先生,是后者的热情介绍使我有幸结识这位兄长般的坚强博学之士。母校老师王进珊先生,耄耋之年,依然神采飞扬,诲人不倦,主动向出版社介绍我。要知道那时出书,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事虽未果,却从此种下了写书的妄想,走到哪里,都要带上“金圣叹”——两箱资料和一个心愿。
    走到西北时,接到李庆西先生的来信,约我为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写金圣叹传。于是不分昼夜,赶出20多万字书稿寄去,等来的却是退稿。落脚中原时,范炯先生为台湾一家出版社组织《顶尖人物系列》丛书,邀我写金圣叹。于是不分昼夜,赶出20来万字书稿寄去,这次出版了。一阵欣喜过后,又觉遗憾颇多,于是带着“金圣叹”继续上路。流连岭南时,恩师董乃斌先生来电说《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列有金圣叹,让我申报试试。我便按照要求提交了申报材料,很快就得到丛书编委何西来老师的热情肯定和鼓励。差不多就在此时,我接到孙逊先生的邀请,来到上海师大,带着“金圣叹”,再次叶落江南,仿佛是携手还乡。
    我把这次入选丛书视为“天赐良机”,决心从头开始,写“好”金圣叹。在“重读”金氏作品和相关研究论著的同时,还多次去苏州“重访”。经张建康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季海跃先生和孙中旺先生,后者正是《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一书的编者。说起金圣叹,大家如同故人。他不仅把其书的电子文本拷给我,还引我去寻圣叹的故居,载我观赏雨夜的石湖。夏同友老兄亲自驾车陪我去金墅,我们一路探寻,正在失望之际,巧遇当地“方志办”的张文康先生,听了他的介绍,我们才觉得不虚此行。吴保东先生为我安排了很适合写作的环境,虽未成行,心向往之。董乃斌师多次垂询写作进展,并传授成功经验。每次请教邓小军先生,都能得到及时而有益的指点。张剑同门以最快的速度“借寄”来陆林的新著。我还参加了丛书编委会在昌平和华西召开的“创作会”,以及丛书负责人在上海召集的座谈会,受益匪浅。初稿提交后,文史组专家陶文鹏老师写了十多页热情洋溢的审读意见,还通过电话给予肯定和指点。研究生王娟、刘春景、徐珊珊、王冰慧、汤益、岳伟、彭家丽等人,或帮助查找资料,或帮助校对初稿。当然,还有丛书编委会和出版社相关人士对本书的跟踪关注……
    我时常感念这些人和事,但不论是对逝者还是生者,我都不曾说过一个“谢”字。“冥报成何语?”怎一个“谢”字了得!我常想,这些是偶然还是必然?仿佛冥冥之中有无数条“草蛇灰线”交织牵引,欲罢不能,似断还续,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夙缘”吧!既然不能解脱,倒不如安之若命,尽可能去做好;做到有缘者满意了,自然也就解脱了。于是便奋身投入,努力从事。几经寒暑,数易其稿;及至稿成,人已花甲。
    此刻面对这一摞书稿,要说感慨,一言难尽!要说收获,也非止一端。最想说的是,我因此对古人“心绝气尽,面犹死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之类的感言有了亲身的体会。虽然时代相隔,处境不同,但那种欲哭欲笑欲醉欲死的心情,是相通和类似的。而在写作上,则努力“清空”原有的印象、成见以及各种功利计较,清水明镜一样彼此照见。如此一来,便像戴上了夜视仪,许多黑暗中的事物纷纷反射成像,应接不暇。虽然有些朦胧,却比以往在各种“有色”眼镜下看到的更多也更真实,其中不少是过去未能见到的。实际上本书的写作确实多是在黑夜里,尤其是后半夜。据说这是幽灵活跃的时段,我也经常进入“出神”状态,跟随那个幽灵,游荡穿越。忽而近在咫尺,忽而遥不可及;忽而回眸一笑,忽而仰天叹息。每当我觉得可以伸手抓住时,一声犬吠,倏尔不见了……
    问题似乎又回到原点:我的心愿完成了吗?这样的交代满意吗?老实说,我有过肯定的感觉,但很快又犹疑起来,只能摇头苦笑!限于诸多因素,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之类的话,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这或许是最“新”的金圣叹,但还不是最“好”的金圣叹。某种意义上说,“新”的地方意味着那些夙缘已了;而不够“好”的地方,则意味着那些夙缘仍在。无论如何,这次只能这样了,姑待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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