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转型期的文学记录一直是当代作家关注的话题，静心最新的长篇小说《大沙河畔》为这一题材提供了带有作家独特精神气质的思考。作家深谙聚焦写作的手法，选取一座中原小城做实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两代人的人生际遇，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向经济社会转型中爱情、婚姻、民间伦理与知识分子命运等冲突，呈现出对时代的真实记录。静心的这部作品不仅在人物刻画与文化内涵方面颇有力度，其别有新意的叙事特点也同样引人注目。
    人和街老李家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揭开了《大沙河畔》故事的序幕。婚丧嫁娶，邻里围观与活泼泼的点评，这些具有鲜活民间味道的叙事，宣告了小说日常生活叙事的基本方式。一直以来，揭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是当代作家自觉担负起的文学职责，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同地理空间受到的来自物质观念、婚姻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不同，大都市中人受到金钱、欲望的挤压，人性变异；而城乡冲突同时也带来乡村日渐凋敝、解体与迷失，城乡两极的巨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活景观，为作家提供了开阔的书写空间。而相对而言，对夹杂期间的小城书写，城乡落差没那么剧烈，书写小城在时代交替中的历史变革，则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当代文学的小城书写中，部分作家善于挖掘小城中具有传奇意义的故事要素，情感经历、身体欲望与政治传奇共同烘托起奇观化的生活场景，这往往成为小城叙事的基本动力。但是，在静心的《大沙河畔》中，作家没有借助于传奇故事，而更注重植根于朴素真实的日常生活。小城的家长里短自有丰富的现实感与历史感，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中的生活际遇，才更体现出浓郁的人性内涵。静心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与人的复杂心理特征糅合起来，表现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如此，时代变幻的历史印记，民间生活伦理的复杂，都以丰富的文化形态展示出来。
    小说通过大哥李家明与金钱的纠葛，铺展出一代人在走向商品经济过程中呈现出的心路历程。小说中，李家明挪用公款倒卖皮货，一下子赚到了3万多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他为了与妻子分享发财的狂喜，没有把钱存到银行里，而是换成零钱用破麻袋扛回了家。到家之后，他把所有的钱倒在床上，和目瞪口呆的妻子分享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两人对堆在床上的钱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幸福感。稍微平静之后，两人把钱分成几堆，盘算即将发生大变的生活。而且，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嫉妒，他们遵照民间富不露财的原则，忍着虚荣心的煎熬，没有公开自己的收入，主动放弃了以“万元户”的光荣游街的权利。这一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诞，但是对经历了贫穷与困顿的20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却是极为真实的心理写照。它从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从普通人面对金钱的复杂心理刻画，展示出社会对物质和金钱正当性逐渐确认的过程，打破此前中国社会对物质和各种人的正当欲望极度束缚和扭曲的回避和拒斥心理，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商品社会初期，物质欲望逐渐被正名的历史过程。
    小说对这一心理过程精细的描摹，客观地呈现出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和诱惑。压抑了太久的发财欲望，随着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不可控制地喷涌而出，使得李家明陷入到金钱的奴役中而不自知。小说将李家明迷失在金钱陷阱中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他将自己每天的打牌赌博看得如工作一般神圣，并投注于创业一般的勤奋，最终落入别人挖好的陷阱，背上一身高利贷，被妻子和女儿抛弃。小说既是写实，但今天看来这又是荒诞无比的场景，通过李家明陷入发财梦的心理过程，清晰地上演了一场人与金钱之间的异化和反异化的博弈。著名评论家金元浦在谈静心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活着，为自己快乐》时，这样说：“静心的《活着，为自己快乐》描写了中年女性在当下时代里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它是现实主义，但它有心理描写，我觉得这种心理现实主义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原载《文艺报》2006年6月29日)“心理现实主义”的方式，是静心小说对日常生活现实体察和人物心理写实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既不乏生活现实的鲜活灵动，有引领人们对生活表象下凝聚的本质进行思考。
    小说对小城居民的“看客”心理也通过这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方式加以呈现。李家清因为替卖假酒喝死人的大舅子跑关系，欠下一大笔债，因还不起债心生怨怒，痛打媳妇。此事被好事的邻里围观，原本是私人生活场景，由此转化为一场生动的人间喜剧。邻居二大娘先是以维护家清媳妇淑芝的姿态来数落家清的不是，但当家清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有正当理由动手教训媳妇之时，这一转换立刻激发起邻里想象的热情。二大娘此时话锋一转，见风使舵，硬是把话题往家清媳妇偷汉子上误导，围观者因为这一误导兴致愈来愈高，个个恨不得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看看家清媳妇是怎样承认给丈夫戴绿帽子的。但最终，当家清澄清打媳妇真相时，众人顿觉兴致全无，再无同情淑芝之心，很快一哄而散。鲁迅先生笔下庸俗的看客心理，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看客”模式呈现出的是复杂的心理叙事：“在‘好奇’的看客‘看’(鉴赏)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静心巧妙地从小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这一“看客”场景，这里的“看客”不再是“麻木与残酷”的民族劣根性的呈现，而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民众以别人的痛苦、不幸与尴尬来装点自己生活的无聊与单调。虽然意义轻重有别，但同样具有反讽的意义，这也体现出作家对小城日常生活深刻体查的能力。
    日常叙事中的心理刻画也在李家为家清筹钱的场景中充分地呈现出来。当家清被公安部门带走，李家发动全家给家清筹钱赎人，这时能够参与这场“救援”行动的儿子媳妇们都回到李家。这时的“家庭会议”变成明争暗斗的商场和战场，金钱、利益、物质、亲情之间的冲突彼此交织：家雨夫妻的精明与家清妻子的忍辱负重，李家父母既心酸又不想得罪其他子女的隐忍，还有小儿媳玉儿善良的节制，都在这一场家庭会议中显得活色生香。人性的舞台不在别处，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家庭生活场景中的对话与人物心理、作家的议论交织的叙事方式，把普通人生命中的局限和脆弱剖开展示，这情境，因其在中国民间生活中的普遍性而让读者具有切肤的真实感，同时也因其对人性智性的揭示显示出丰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