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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曾提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命题“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这个核心观念经过他的个案研究、思潮研究与文学史叙述等展开、推进，已成为他个人学术话语中最具范式意义的概念。经过谢天振、陈思和、宋炳辉等的共同努力，《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出版，赢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作品选录了陈思和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围绕“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而展开的代表性论述，共12篇文章，32万字。在世界文学视野下，陈思和多层面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及其成就，提出了包括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文学中的忏悔意识、现实战斗精神、现代战斗意识、现代生存意识、先锋与常态、恶魔性因素等命题，为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该作全面阐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对影响研究的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主张，曾引起广泛、持久、深入的激烈讨论，是一个关涉全球化的学术视界和文化襟怀的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已然进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格局，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怎样看待影响研究，怎样卓有成效地进行中外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提供了一种新范本。 作品通过个案论述确证自己的理论主张，表明了著者一个基本态度：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不要再把中国文学描述成一个纯粹被动的接受体，一个简单的模仿者，一个西方文学潮流影响的回声余响，中国文学理应与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在同等的研究平台之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一文表明，触动作者提出这一命题的重要原因乃是对现代化的西方模式的质疑和对文学关系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反拨。这篇文章包含了两个内容：“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主体；“世界性因素”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由这一特点沟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它可以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光和世界性的知识结构，也包括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各种来自“世界”的构成因素。一个不争的重要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已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它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成功地加入了与世界各国的对话，理当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时不能不考虑其世界性因素，反之，讨论“世界性”时也自然包括了中国文学的自身因素。文章特别强调，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中国文学史应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其方法是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对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和观念具有颠覆性。 书中还有两篇文章特别重要：《试论阎连科〈坚硬如水〉的恶魔性因素》与《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其共同的核心概念是“恶魔性因素”。两篇文章结合恶魔性因素的理论，探索恶魔性因素在塑造文学形象上的美学意义，分析思考了恶魔性因素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实际上，恶魔性因素是陈思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其重点在于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没有反映出世界性因素，能否体现中国作家在全球化格局下达到与外国作家的同步思考，以及何以显现世界性因素的本土环境特点。 《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一书的命题对一些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主流观念提出质疑，为学界更加全面、确切地把握中西文学的关系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命题对影响研究中的一种流行观念提出质疑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陈思和对近年来国内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置中国文学于消极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并拘泥于求索“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的质疑，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为今后深入开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跳出了通常的“西方施发影响，中方被动接受”的思路。进一步分析当能发现，这一命题不仅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而且也发掘出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为整个中外文学的研究展现出前景广阔的研究空间：它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身，引向了中国文学家及其创作的本身。“世界性因素”命题的用意之一正是希望借此唤起人们从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背景上，去考察、去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独特的自身价值。 此外，“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个命题引发出了对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对它的主要方法论影响研究的深入思考。在陈思和看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直接帮助了当时的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即通过列举外来影响的史料来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模仿和引进。”因此他认为，要纠正上述研究中的弊病，就得抛弃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和观念，就应对影响研究这种最西化的学科方式进行颠覆瓦解，形成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