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提起鲁迅的文学生涯，相当多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杂文，认为先生主要是个“杂文家”。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会，是对鲁迅文学成就认识的片面与误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位置最显赫最耀眼的绝对是小说。鲁迅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主要也在于他的小说。
    1902年先生受派去日本留学。1904年秋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此间受到教师藤野严九郎的关照。有一次学校放幻灯片，内容是反映日俄战争时期，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以俄国侦探的罪名而砍头示众，围观的中国人见此惨痛画面却露出麻木神情，这令鲁迅省悟，他在1923年8月出版小说集《呐喊·自序》中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918年初，先生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编辑委员会。友人钱玄同鼓动鲁迅写一点文章。于是先生动笔写了《狂人日记》，刊发在《新青年》5月号上。这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狂人日记》旨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史就是“人吃人”的历史，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从此先生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社戏》《故乡》《风波》《阿Q正传》等一系列小说。这些作品揭示了破产的乡村和败落的市镇，潦倒的文人，衣食无着的贫民，和被压在底层的劳苦农民。他们的挣扎与呼号，构成一幅幅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观。鲁迅自称其作品是“遵命文学”，“与前辈者取同一步调”，而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其中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晨报·副刊》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更使新文学登堂入室，在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廊中得与李杜、《红楼梦》并列，“阿Q”也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
    鲁迅是第一个触及“国民的弱点”这一重大社会课题的中国作家。他的阿Q，以文学形象“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画出其中的历史惰性——“精神胜利法”，而“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是迎接一场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文化偏至论》）的文化变革。《阿Q正传》是一部“人学”经典，奠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并使先生在世界文坛声名远播。
    阿Q是有原型的，原型就是辛亥革命前几年在绍兴新台门里打短工的谢阿桂。阿桂本来是个老实人。鲁迅从日本回来时，他已经住进搭子桥头的土谷祠，搞点小偷小摸，有时揪着别人辫子打架，还当了衣服去赌博。武昌起义不久，杭州光复，消息也传到了绍兴，谢阿桂高兴得飘起来了：“得得，锵锵！得锵令锵！”他唱着并高兴着走出土谷祠，来到热闹的东昌坊十字路口，还在那里情不自禁地嚷着：“造反了！造反了！到明天，房子有哉，老婆也有哉！白米饭也有得吃了……”嚷罢，他又大大咧咧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特别夺人眼球。鲁迅先生心头却特别压抑发堵，后来这个场景便成了《阿Q正传》里的精彩一幕。阿Q想造反有着与农民造反做皇帝的共性，书中写他做梦，梦到大把的元宝、女人，梦到小弟不听话就打他，说“给我干活”。说到底，就是为了女人、金钱和权力，就要这三种东西。
    
    鲁迅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也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孔乙己还是科举时代的人物。清末朝廷迫于国民变法图强的要求，勉强废置科举制度。可是科举余毒不散，“四书熟，秀才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满口“子曰”，“诗云”等“之乎者也”不绝于文人中。他们既不能“进学”“中举”往上爬，又不能从事生产劳动，势必没落。孔乙己就是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先生在发表《孔乙己》的同期刊物上有一附记，说这篇小说无非偶然弄弄笔墨，并不是暗中指点着什么人的，希望读者不要更多猜疑。可见当时类似孔乙己者并不鲜见，“孔乙己”是鲁迅笔下第二个典型人物。
    孔乙己写得一笔好字，张嘴便之乎者也，读过的书大多记得，可见他年轻时尚且用功；好饮懒做是后来的事。他与孩子相处很好，也谈得来，还分给他们茴香豆吃。他也关心店伙计识字问题，教给他们“回”字的“四种写法”。可以说他原本是个善良人。鲁迅哀其不幸，寄予同情。
    1924年至1925年，鲁迅又撰写短篇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离婚》等11篇，1926年8月，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和寂寞中，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彷徨》，以其“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样做起小说来》）。发表于1924年3月号《东方杂志》的《祝福》是先生文学生涯的又一笔浓墨重彩之作。
    《祝福》的故事主要是写祥林嫂的一生。她姓氏名谁都不知道。大家叫她“祥林嫂”，可见祥林是她丈夫的名字，她同阿Q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封建制度下，女人没有自主权利。所谓“三从”，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夫亡从子。她因为嫁过两个男人，被周围人视为“不祥之物”，鲁家祭祖的时候，不许她沾手。柳妈神秘兮兮地告诉她：“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鲁迅先生常说：封建礼教是一把无形的杀人刀子。祥林嫂被这把“刀子”弄得活不成也死不成，她怕死后把身子锯开分给两个死鬼，又怕没有鬼，将永远也见不到她唯一心爱的阿毛。
    许寿裳先生曾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中指出：《祝福》这篇小说描写的“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也是最尖锐的呼号。而鲁迅1930年在上海时，请来一位叫王阿花的保姆照顾海婴。这个王阿花有着类似祥林嫂的命运。鲁迅和许广平拿出一百五十元赎身费，使阿花获得了自由身，帮助她建立了自己的幸福家庭。
    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表面上看写的都是古代传说神话一类，实际革命现实主义更为突出和鲜明。当时文坛各树旗帜，其说不一，甚至有人劝青年人还是拿出时间去读《庄子》与《文选》。鲁迅对此极度愤慨。先生在给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段话道出先生的心境，说明写《故事新编》完全是因了现实生活的刺激，采用的是历史故事，针砭的却是当时社会。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既不违背神化传说的真实性，又从中照见了“五四”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30年代行行色色的现代人的灵魂。
    鲁迅的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中也居于重要地位，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平易晓畅，风趣生动。代表作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野草》更偏向于散文诗，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一定程度反映了先生当时迷茫的心境。先生在《野草·英文译本》中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缘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面对旧战场鲁迅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但是他仍然坚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这些中国早期的白话散文，对后来的散文发展有着较大影响。
    说鲁迅以小说立足于文坛，不是一句随便的话，皆以他的作品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