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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地名——从《红楼梦》说起

http://www.newdu.com 2019-04-01 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 王干 参加讨论

    
    小说是虚构的,小说的人物自然也是虚构的。小说的地名呢?一种是非虚构的,一种是虚构的。有不少名著的地名是非虚构的,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巴黎圣母院就是非虚构,巴黎圣母院因为雨果的名著而为全世界所知晓。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很多地名则是虚构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创作也常常借用真实的地名,比如:老舍小说中的北平就是实实在在的地名,而德胜门、护国寺、新街口,甚至那些胡同的名字也不是虚拟的——小羊圈胡同、砖塔胡同,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刘恒有篇小说叫《黑的雪》后来经谢飞改成电影《本命年》获得柏林的金熊奖,其中写到的神武路、三里屯等都是实在的地方,主人公坐的公交线路110也是真实不虚的。汪曾祺小说里的地名几乎全是真实存在的,大淖、泰山庙、承志桥、五柳园等都是高邮城的地名。
    还有一种小说的地名就是虚实错综、真假相杂的。鲁迅笔下的鲁镇是虚构的,有他生活过的绍兴的很多符号;李杭育的葛川江也不是实名,有很多富春江的影子;苏童的香椿树街是他创造的,是他童年生活于苏州城北地带的记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他称之为“邮票大小的地方”,也是真假虚实混搭在一起的空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地名是他老家真实的存在,但如果根据莫言的小说去对照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就会令人感到错愕,如果再用小说中“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去比照莫言的家谱、家族史,就会贻笑大方。
    莫言是当代人,没人按照小说去对照高密县和他的家族,可是同样的问题在古人身上,就是另一番情形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可由于太博大、太精深,留下的空间太大,人们对它的兴趣超过小说本身。比如,《红楼梦》的地名就变成一个复杂的悬案,众说纷纭。
    之所以觉得《红楼梦》中的地名是一个谜,因为曹雪芹在小说里耍了伎俩,他只说京都和都中,并不说是南京还是北京。耍这种伎俩是迫不得已,因为清王朝文字狱盛行,作家自然要运用障眼法。这障眼法也会让读者迷惑,从贾府的格局和气势,加之刘姥姥这么一个地域鲜明(京郊)的形象,还有经常出现炕一类的北方道具,贾府应该是在北京,再加上里面的人物时时回南方去,比如三十三回贾母和贾政生气,“我和你太太、宝玉儿立刻回南京去”。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回”说明故事不在南京,要不然,怎么会“回”呢?基本格局是在北京。但小说里最重要的部分则是关于“金陵十二钗”的内容,这“金陵”无疑是南京,可是“十二钗”几乎不在金陵活动,林黛玉、薛宝钗自然是南迁过来的,可王熙凤、秦可卿、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则与金陵这个地方不发生联系,金陵自然是一种虚托。
    北京说、南京说,还可以理解。西安说就有些奇葩了。1942年,有研究者圣美在北京《新光》杂志发表文章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府地点在西安,这种观点貌似失真,但圣美在小说里也貌似找到了依据:
    甄士隐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指贾雨村)可买舟西上,得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第一回)
    刘姥姥看不过乃劝道:“姑爷……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第六回)
    另外两处证据,一处是说薛蟠打死了人,薛蚪替他写张状子,“窃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备本往南贸易”,再就是宝钗的赏菊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佳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西安说很有影响,甚至连大学者胡适也一度认为“贾府在长安都中”。胡适大致也是上述几个依据,但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西安说产生于曹雪芹创作中所运用的一种障眼法。我们知道,《红楼梦》在当时曾经是禁书,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作家不能议论本朝的政治和人物,而《红楼梦》描写的显然是清朝中期的生活,涉及宫廷政治和官场是非,作家选择地点的时候自然会“甄士隐”、“贾雨村”,这里的“长安”和“西京”也就不难理解为“假语衬”了。另外从小说描写的景物格局、风物时俗,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也找不到西安的痕迹。何况当时的西安远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贾府散发出来的政治威严和皇家气焰是不匹配的。刘姥姥的长安、贾蚪的西京,都是作家玩的文字游戏。而薛宝钗笔下的长安,一方面可能是作家使用的障眼法,另一方面也是诗人笔法,“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杜牧说是写汉朝,其实是讽喻本朝。这种借“前朝”说事的“甄士隐”、“贾雨村”是文人惯用手段。我们自然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唯一解释不通的似乎是“买舟西上”,因为甄士隐当时说话的地点是在姑苏,去北京应该是北上,而不应该是西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一下京杭大运河的走势,就知道“买舟西上”其实也是往北京去的。苏州是在北京的东南方向,北京在大的方向上是苏州的北面,但按照当时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从苏州到北京需往西走到扬州后再向北,所以贾雨村说“西上”是没有错的。关键的还在“买舟”这个行为,甄士隐让贾雨村买舟显然是水路进京,如果是去西安,水路是行不通的,到了河南以后必须走陆路,没有必要专门买舟了。而从后来贾雨村跟随林黛玉去京都,走的也是水路,说明扬州到京都是水路可以到达的,“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雨村另有船只,带了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或许还有人会坚称,说贾雨村就是先走水路,然后再走陆路到的西安。小说后面确切地写到黛玉和贾雨村的行程是以水路结束的,“且说黛玉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林黛玉去京都贾府的行程是“登舟”、“弃舟”、“登岸”三部曲,显然中间没有经过陆路,按照当时的交通方式应该是从京杭大运河去的。而贾雨村是跟随林黛玉去找贾政的,他的“西上”路径应该与林黛玉完全吻合,说他去西安自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当时的水路是到不了西安的。“买舟西上”作为铁证,自然就证明了贾府西安说不能成立。
    照此说来,《红楼梦》贾府的地点应该是北京无疑了?非也。在小说里同时出现两处荣国府和宁国府,第一次说到的时候明确说在金陵,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偶遇冷子兴,贾雨村问冷子兴近日京都可有新闻没有,冷子兴用唱衰的口气说到贾府的情况,贾雨村有些疑惑,书中这样写道:“雨村说:‘去岁我在金陵,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去了石头城,从他老家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从贾雨村的口气来看,贾府以及后来的大观园都应该在金陵,而且在金陵城西,因为石头城在清凉山附近,清凉山在城西。这也是后来人们把随园视作大观园的原型的原因,因为随园在清凉山,离石头城不远。当然,随园是否是大观园也有争论,虽然随园的前身是曹雪芹先人曹寅所建,但有人质疑袁枚接手后故意将随园的格局按照大观园的风格修建。这里贾雨村说的荣国府和宁国府是在金陵,白纸黑字无疑。
    之后出现的贾府自然不在金陵,因为贾母时常要回南京去,说明贾府不在南京。但小说里出现的一些风物又是北京没有或少见的。比如桂花,在北京很少见到,因为北京的气候和物候不适合桂花树生长,这样一个在江南司空见惯的木樨,却反复出现在小说里。第三十七回借丫鬟秋纹之口,写贾宝玉因送桂花博得了贾母的称赞,“秋纹笑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话。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的才开的新鲜花,不敢自己先顽,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与太太。谁知他孝心一动,连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见了这样,喜的无可无不可,见人就说:“到底是宝玉孝顺我,连一枝花儿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第三十八回写凤姐道:“藕香榭已经摆下了,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岂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第七十五回中秋夜宴,“贾母便命折一枝桂花来命一媳妇在屏后击鼓传花。”香气袭人的桂花在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道具,推动情节发展,渲染气氛。
    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大观园应该是在北京,但这江南的桂花从何而来?桂花树下尝螃蟹的江南画面如何出现在北京的贾府?赏桂花在古代是一件非常有雅趣的事情,《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宝钗提议道:“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呢。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只管普通一请。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作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随后便行动了起来:“宝钗听说,便叫一个婆子来:‘出去和大爷说,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篓来,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我今儿已请下人了。’”
    小说里吃螃蟹的情节也非常生动,但根据螃蟹的生活习性,北京在当时是很难养殖的,而且螃蟹是长在水田里的,北京的水田非常少,也不产螃蟹,从薛宝钗的口气来看,也不是从江南运过来,而是本地的,这“本地”自然不会是北京,因为到2015年北京才有了人工养殖的螃蟹,但也不是田里的。同样桂花树至今北京也很难种植,需在温室的条件下才可以过冬成活。或许有人说,当时贾府已经有这样的种植水平,所以在大观园赏桂花、折桂枝也是正常的,但是在第八十七回《感深秋抚琴悲往事坐禅寂走火入邪魔》里,作者又借探春之口否认这种可能性:
    正说着,忽听得唿喇喇一片风声,吹了好些落叶,打在窗纸上。停了一会儿,又透过一阵清香来。众人闻着,都说道:“这是何处来的香风?这像什么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终不脱南边人的话,这大九月里的,那里还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么不竟说是桂花香只说似乎像呢。”湘云道:“三姐姐,你也别说。你可记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边,正是晚桂开的时候了。你只没有见过罢了,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时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么事到南边去?况且这个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们说嘴。”李纹、李绮只抿着嘴儿笑。黛玉道:“妹妹,这可说不齐。俗语说,‘人是地行仙’,今日在这里,明日就不知在那里。譬如我,原是南边人,怎么到了这里呢?”
    这一段文字写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和怀乡的情绪,是以桂花香为由头的,而探春的话便明确地表明贾府不是在南京,不是“南边”,但前面那些关于桂花的描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我们只要明白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这个前提,就可以明白小说这样看似矛盾的描写了。贾府在京都,京都在哪里,是作家故意设的迷局,这个迷局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让作家自己也深陷其中,《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无疑是具有南方生活经验和生活记忆的人,小说也是从南方往北方写的,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都是从金陵南迁而来,随着小说的进展,小说的南方性在慢慢减弱,北方色彩越来越强烈,因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而高鹗是东北人,他虽然力图保持《红楼梦》的原有风貌,但缺少南方的生活经验让他在小说里时不时地露下怯,这里的探春对林黛玉的质疑,仿佛就是高兰墅对曹雪芹的质疑:北京怎么会有桂花呢?而林黛玉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不然怎么不竟说是桂花香只说似乎像呢。”林黛玉的话同时也可以解决了我们对大观园地点的困惑,“似乎像”。
    鲁迅在谈人物塑造时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小说人物塑造的艺术原则如此,小说空间的塑造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大观园的“嘴”、“脸”、“衣服”也不必都是北京的,也不必都是南京的,可以是南京的,也可以是北京的,小说的魅力在于:“似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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