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润良:“新农人”形象与新乡土叙述
新时期以来,经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创作潮流,当代作家在对80年代以前的20世纪历史的书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世界文坛的某种认可,比如莫言的获奖。但在对于80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的正面强攻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8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所包含的中国问题无疑非常复杂,这是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所公认的。广大读者也希望从文学作品中看到当代作家对急剧变化、转型中的中国经验的生动书写。但显然,就长篇小说而言,创作并不乐观。比如,新乡土小说的口号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但迄今为止,对于乡土的叙述更多落入“底层文学”血泪斑斑的叙述圈套中,太多同质化的写作淹没了我们对于乡土社会总体图景的理性把握。造成写作严重同质化的原因我以为最主要是作家沉溺于个人以往的写作经验,逐渐丧失了与活生生的当下时代经验对话的能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给基层政治生态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些题材似乎还未引起从事乡土写作的作家们的足够重视。这也是我读到周荣池的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眼前一亮的原因。 《李光荣下乡记》是作者此前创作的大学生村官题材小说《李光荣当官记》的姊妹篇,讲述青年干部李光荣赴一个大湖之滨的回民村担任第一书记的经历。在这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李光荣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开展了关注农村民风乡愁与文化建设相关的“文化扶贫”。小说围绕李光荣的爱情、事业展开叙述,通过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古朴幽雅而又朝气蓬勃的新农村画卷。如果说在此前的《李光荣当官记》中,作者主要聚焦当下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那么,在《李光荣下乡记》中,作者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塑造“新农人”形象上,通过对新农村建设中呈现的主体性力量的塑造,展现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图景。作品中终身传教的薛元中、桃李天下的老先生钱白平、捐资助学的儒商谢生林、商海拼搏的企业家陈佑欣、跑鲜人后代新农民王俊等“新农人”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经历了现代商品经济、信息文化的熏陶,展现了乡村新的文化主体力量的生成。正如评论家项静所言,“在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城市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势下,如何想象和重建一种新的健康合理的城乡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乡村生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乡土文学的契机和方向。”(《“新乡土”写作》)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和他之前的《李光荣当官记》正是意在呈现乡土社会新的文化主体和具有主体性的乡村生活。近年来学界开始探讨新农村建设中“新乡绅”的作用,周荣池这些作品中的大学生村官李光荣、乡镇干部、传承乡土文化的老教师、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乡镇企业家、新农民正是对“新乡绅”形象的最佳诠释。 周荣池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题材领域颇多体悟和收获,与他对乡土社会的熟悉和热爱息息相关。新世纪以来,江苏的新农村建设成就在全国居于前列。周荣池所在的江苏里下河地区“离田园不远,离城镇很近”,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小说集《大淖新事》就曾因秉持汪曾祺等前辈作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写作伦理,努力纠偏当下文坛在乡土叙述方面过度的“阴暗化”,正面书写乡土新人新貌,赢得汪政等学者的赞誉。《李光荣下乡记》中的诸多素材来自于作者的实地采风,小说展现的“新农人”新乡绅故事大都有真实的蓝本。这样的写作切近鲜活的时代经验,展示了乡土社会的新貌与未来向度,无疑是很有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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