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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尽管“白尔尼—海涅论争”这一事件本身已成为了历史,但论争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与细究。 首先,我们怎样才能正确看待“白尔尼现象”与“海涅现象”?历史的吊诡之处不在于白尔尼与海涅俩人的座次被调换,不在于前者走进了历史而后者走出了历史,而在于两者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血与火的时代,白尔尼们坚毅果敢地担当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真诚地把文学视为时代生活的镜子,把文学视为改变社会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讲,他们及其作品只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时代的命运就是他们自身及其作品的命运,“在当时站在前列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路德维希·白尔尼那样被置之一旁不加理睬的了。他写的题材都已陈旧,只有那些对作家的人品性格感到兴趣的人才去读他的那些篇幅不长、用报纸社论或书信形式写出的散文作品,这只是为了了解他的表现形式或是了解他在处理那些题材时的精神状态。……他那种温暖着同代人的火一般的思想,现在看来就如同用长矛去攻打堡垒和宫殿的唐吉诃德的热情一样。然而,他为德意志民族新铁器时代的钢铁建筑的产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火把矿砂冶炼成铁水,社会的新的箭矢就是从中锻制而成的。”［1］（P38-39) 经过岁月洗礼后,一方面海涅们在政治等方面的缺陷会程度不一地被淡化,另一方面他们巨大的艺术才能则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肯定,他们的作品会成为跨越时代的艺术丰碑,“一个时代有着数量众多的作家,然而,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在他们中间却只有极少数人还能拥有读者,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在不可胜数的作品中,也只有个别的作品还被读者所接受。”［1］（P33) 其次,“白尔尼—海涅论争”其实关系到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学批评的政治之维与审美之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说歌德本人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持审美优先立场,那么白尔尼则持明确的政治优先立场,海涅则摇摆于两者之间。 歌德在1832年3月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一个诗人一旦想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他就必须献身于一个政党;一旦加人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无偏见的总揽能力告别,把目光短浅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你知道我一般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工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鄙薄地拒绝干预党派之争。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你注意看吧,作为政治家的乌兰德终会把作为诗人的乌兰德吃光。当议会议员,整天在摩擦和激动中过活,这对诗人的温柔性格是不相宜的。他的歌声将会停止,而这是很可惜的。”［12］（P593-594) 与此相反,白尔尼的文学写作及其批评属于典型的政治写作与批评,“白尔尼缺少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思想,他公开承认这一点。……人们因白尔尼对德国的命运悲剧采取激烈的敌对态度而十分赞赏他;在那个时代,这种悲剧在德国舞台上泛滥成灾,愚弄着人们的感情;但人们很容易看到,他的反对并不是从审美观点出发对这些作品所进行的批评,他是从道德的或宗教的角度出发去批评的。”［1］（P62-63) 如果艺术家是诗人歌德的自我身份认同,如果革命家是剧评家白尔尼的自我身份认同,那么革命者—贵族则是诗人海涅的双重身份。换言之,强调艺术有其目的,强调艺术有其独立性,强调政治诗必须有诗意,这是海涅与歌德的共同之处,同时也是他们与白尔尼的最大不同;歌德有意疏离政治、自觉远离革命,海涅则积极介入政治、主动投身革命,这是歌德与海涅和白尔尼两人的最大不同。客观而言,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固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最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13］（P133),但审美批评、形式批评同样是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回溯历史,深刻思想与优美形式的完美融合是所有作家的写作理想,但这样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的文学写作要么偏向思想方面要么偏向形式方面。同理,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很难做到既是政治的又是审美的,这里固然有个人才能、个人选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时代自身的要求所致。比如,青年恩格斯针对普拉滕认为自己理智的产物就是诗这一观点作了如下评论:他将更加远离歌德,“他的思想也日益接近于白尔尼……他的思想和性格在这些歌词里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更有力和更突出地代替了诗意。……凡是向着普拉滕提出其他要求的人,对这些波兰之歌是不会感到满意的,然而,凡是抱着这些期望拿到这本书的人,在感到书中缺少诗的芳香的同时,却会由于在崇高性格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许多有巨大影响的高尚思想,以及在序文中恰如其分地表达的‘伟大的热情’,而得到充分的补偿。”［8］（P104-105)总之,无论是政治批评还是审美批评,都应从时代生活面临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做不到批评的政治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有机融合时可以有偏重但不能有偏废。 再次,文学批评应始终恪守批评的边界与限度。无可讳言,海涅无论在1820年代与普拉滕的论争中还是在1840年《评路德维希·白尔尼》的著作中确有人身攻击之举,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具体见梅林:《海涅评传》,《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171、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第217-2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真正的文学批评是求真、求善、求美的,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追名逐利,才会谋取话语权;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真诚的、真挚的、真实的思想对话与情感交流,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或恶意诽谤或阿谀奉承他人及其作品;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理解的、同情的批评,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居高临下地无情宣判。青年恩格斯的批评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借鉴,他在《现代文学生活》(1840)一文中指出:“无论批评有多么大的摧毁量力,我们相信,仅有批评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8］（P126)“倍克是个诗人,在对他提出批评,甚至提出最严厉而公正的指责时,也应当顾及他未来的创作。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应当受到这种尊重。”［8］（P1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