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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说“歌德论战”主要发生在1810年代至1830年代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阵营间,那么“白尔尼—海涅论争”则主要发生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的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与“歌德论战”不同的是,“白尔尼—海涅论争”不仅发生在两人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双方当时的支持者之间。换言之,如果说“歌德论战”的各方主要是围绕歌德的政治观、宗教观等问题展开,那么“白尔尼—海涅论争”则是志同道合者之间而非陌路者之间就彼此的政治立场、道德立场、文学立场等问题所展开的“诘难”即文学革命者之间的“交互审视”,双方支持者随后也围绕这些“诘难”展开激烈交锋。 从时限看,白尔尼与海涅两者之间的直接论争大致发生在1833年至1837年间。问题在于,究竟是白尔尼还是海涅率先挑起这场纷争的?(两人之间的论争集中反映在白尔尼《评亨利希·海涅》（1840年）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中两部德语著作中。因语言能力限制，笔者不能直接阅读德文文献，只能从所掌握的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尽可能地勾勒出双方所争论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判断。比如,勃兰兑斯认为是海涅率先在1833年的《法国现状》中中伤了白尔尼,由此引发了两人之间的纷争,“自从白尔尼对海涅的作品和他本人熟悉之后,他一直对海涅抱有好感。一些年来,他在谈起他时甚至是怀着热爱。他尊敬海涅作为一个诗人所取得的成就,他特别看重的是海涅是为世界解放而工作的一支伟大的力量。对人们在他面前传布的有关海涅的流言蜚语,他总是以一个伟大的天性所具有的那种冷酷加以驳斥。他毫无可卑的虚荣心,人们经常把他的名字与海涅的名字相提并论,并把两人的才华和能力加以仔细地比较;当这种比较差不多总是有利于他时,他毫不在意。但是海涅在《法国现状》中伤害了他,他在阅读时感到极为不快。在《巴黎书简》的最后一卷里,他发泄了这种不快,虽说并不激烈尖刻,但确实用的是一种讥诮讽刺的形式;海涅成了这种讽刺的对象,并在为数不少的读者的眼里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品格的人。”［1］（P98)不过,梅林则持与勃兰兑斯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梅林看来,七月革命前的白尔尼与海涅已被视为德国解放斗争中的狄俄斯库里即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弟,两人关系尽管不密切但十分友好(梅林在《海涅评传》中指出：1827年11月，海涅在去慕尼黑的途中，在卡塞尔拜访了格林兄弟，在法兰克福拜访了白尔尼。详见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 译，第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是白尔尼在七月革命后主动挑起事端:海涅的《法国状况》“这本书使白尔尼找到了一个契由,来罗织造谣诬陷之词,把海涅套在里面达数年之久。……随着七月革命的爆发,当代的现实问题显得更加具体,两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势必立刻变得截然不同……政治和社会的矛盾越趋尖锐,海涅和白尔尼就越发疏远,那么今天一切材料俱在,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白尔尼是以最刻毒、最可恶的方式挑起这场争论的,而且多半是背着海涅搞的。”［6］（P175-177) 本文无意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追问,这是由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首先引起争端而在于两人因何而争执,在于两人的争执为何能够演变为双方信徒乃至不同阵营之间的争斗乃至攻讦?从政治观、世界观、道德观、文学观、人格等诸多方面看,与白尔尼的“纯粹”“清澈”“如一”相比,海涅则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混沌”“多变”。比如,白尔尼在政治观上始终秉持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同一思想立场,而海涅则摇摆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这三种不同思想立场之间(与白尔尼性格的“单一”“坚定”“果敢”相比,海涅体现出了某种“复杂”“怯懦”“摇摆”。比如,海涅自己为了更好的生活,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对作出同样改变的埃杜阿特·冈斯(1798—1839)进行责难。再比如,为了在慕尼黑大学谋取教职而与专制政府妥协;拟在巴黎办德文报而与普鲁士当局妥协)。总体而言,两人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诗人在政治上的不彻底性、摇摆性,如何看待诗人世界观的复杂性、矛盾性,如何看待文学与革命、艺术与现实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以今日的眼光看,海涅无疑是具有强烈政治倾向与批判意识的诗人,在政治上已十分激进了。但正如勃兰兑斯所论,由于作为政治家而非艺术家的海涅总是在贵族分子与民主革命者之间摇摆不定才导致白尔尼在《巴黎书简》中对其予以批判:“海涅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不彻底的,是软弱的。……海涅说,在他努力于博得民主主义者的好感时,德国的耶稣会——贵族党诽谤他,因为他勇敢地反对了专制主义;而为了取悦于贵族主义者,他同时又说,他顶撞了雅各宾主义,是一个极好的保王主义者,并且一直是一个有君主主义思想的人。”［1］（P109)“白尔尼的愤怒的本质是在于他认为海涅这个人对党派观念不关心。 ……在我们今天, 说艺术本身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这已是一句得到公认和多余的废话了。 而在那个时代, 人们却都相信这样的思想, 认为艺术应当服务于一种生活目的。 在当时德国的诗歌作品里, 不管它是具有较高价值还是只有较低的价值, 我们都能从中觉察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促使作者拿起笔来。 甚至像海涅这样倾向性强烈的诗人, 比起同时代人(如白尔尼)中那些思想激进的人, 也只能说是倾向性不强的。 他们在反对他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这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但却没有品格’。 海涅在《阿塔·特洛尔》里对这句话进行了无情的嘲弄。”［1］（P195) 在对白尔尼与海涅两人直接论争的问题实质作简要分析之后,我们再审视来自右翼与左翼尤其是双方信徒之间对这一论争所持的政治态度与思想立场。 右翼阵营对两人的关系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判断。比如，爱德华·迈尔在《声讨路德维希·白尔尼——置真理、正义和荣誉于不顾的巴黎书信者》(1831)的诽谤性文章中就把“‘白尔尼,海涅及其同伙’相提并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白尔尼是个犹太人,正如海涅和萨菲尔一样,是否经过基督教的洗礼,这点是无关紧要的……’”［7］（P324)再比如，阿达尔贝特·封·博恩施泰特在1835年10月27日致奥地利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白尔尼和海涅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敌对情绪之中。后者在谈到前者时,除了最肮脏的称呼外再没有别的词汇了,妒忌是相互仇恨的主要原因。白尔尼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人,毫无疑问都更有价值……海涅和白尔尼从不交谈、从不见面,从不互相问候,说他们在一起工作,真是无稽之谈。”［7］（P324) 左翼阵营对两人论争的认识也经历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谷兹科在《当代文学史稿》(1836)中坚称:白尔尼与海涅“共同倾向于一幅他们所梦想的自由图景……白尔尼,这个被德意志的鹰吞噬心肝的人,不是普罗米修斯。海涅是普罗米修斯,因为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诅咒诸神。白尔尼过于片面,而海涅则缺乏公正。”［7］（P325)不难看出,这时的谷兹科把海涅置于白尔尼之上。 但是,随着白尔尼1837年的离世,更由于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的问世,左翼阵营对白尔尼的讴歌与对海涅的抨击就成了这场论争的显著特点。赫尔曼·马格拉夫在《德国当前的文学和文化时代》(1839)中对白尔尼与海涅两人的性格特质做了如下评判:“德国式的坚定性和抵抗能力在人们的个性中越来越不存在了……白尔尼还有一些,甚至还拥有一种性格的大部分内容,海涅却极少有首尾一致的沉稳性格,如果不说有些人的性格正在于没有性格的话……一个像白尔尼这样合乎道德的人,这个不妥协的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是不可能长时间和法国环形大道上的英雄海涅相处的……海涅很可能会认为,白尔尼在监视他所走的每一步,并把他的蠢行一笔一笔地记上黑帐。”［7］（P326) 1840年的谷兹科改变了他此前的判断,把白尔尼置于海涅之上:“白尔尼的最后著作使他在我们眼里表现得从来没有过的高尚和完美。当他写完最后一本小书离开人世的时候,甚至于他的敌人也喜欢上了他。而海涅先生的最后著作(即纪念白尔尼的文章)则向我们显示了完全陷在道德瓦解中的他。白尔尼不是诗人,他像预言家那样写作。海涅先生佯作诗人,却像一个流氓那样写作。白尔尼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在信念的烈火中他钢铁般的性格锻炼得更为坚强。海涅先生遨游在谎言的大海之中。必将逐渐被蒸发到自负的‘金色虚无’中去。白尔尼与生者论战,与死者和解。海涅先生惧怕生者,只有等他们死后,才与之(如白尔尼)斗争。”［7］（P326) 白尔尼去世后的第十年即1847年,伯特·普鲁茨在《德国当代文学讲座》中对两人的自由观做出了高下立判的结论:“海涅想争得自由,是为了享受它,而白尔尼是要给人民争得自由。海涅是吉伦特派分子,白尔尼则属于山岳派,海涅是梅菲斯托,永远的怀疑者,白尔尼是浮士德,永远的奋斗者。海涅身患时代的疾病,如同可伯的流行痛疡一样。而白尔尼,在成千上万的病人中他是唯一健康的人。”［7］（P327) 梅林在《海涅评传》(1911)中以希腊神话中的狄俄斯库里孪生兄弟来比喻白尔尼和海涅之间的关系,此种比喻不仅被格·冯贝格在《论狄俄斯库里接受模式——关于对海涅和白尔尼的接受历史》一文(1987)中所沿用而且被他视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比较研究方法。在冯贝格看来,“整个公众对1840年海涅发表的纪念白尔尼的文章报以强烈愤慨,其原因在于一种旧的、对海涅适用良久的接受模式,这就是‘与白尔尼类比’的模式。通过这篇纪念文章,海涅本人使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自己。……这里也以另外一种方式证实了作为一种接受模式通常具有的属性。首先他们两人是相互联系的,其次他们又是互相对抗的。海涅的对手们得意洋洋,因为海涅的卑劣行径已经公开化,甚至他的朋友也认为他这样做极为过火。但是,海涅的那篇最终使两人之间的对比公开化的纪念白尔尼的文章1840年发表之前很久,即从二十年代以来,这种狄俄斯库里模式,也称为‘敌对的兄弟’的模式,已经被人们运用了。”［7］（P3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