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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白尔尼—海涅论争”与当时的“歌德论战”等其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论争一样,它既是德意志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文学从歌德所声称的“艺术时代”转向门采尔、白尔尼、海涅等所断言的“政治时代”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白尔尼与海涅在“歌德论战”中所持立场的某些差异早已为两人的相关论争埋下了伏笔,那么两人之间的“短兵相接”则是双方就“歌德论战”中所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所展开的正面交锋,因而十分有必要首先对“歌德论战”的相关情况作扼要描述与分析。 解放战争胜利后,歌德及其作品在德意志的命运出现了某种逆转,各方对其人其作所持的态度、立场及评判标准大相径庭乃至水火不容,由此引发了一场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歌德论战”。简言之,以齐默曼(1782—1835)、恩色(1785—1858)、舒巴特(1796—1861)、艾克曼(1792—1854)、伊默曼(1796—1840)、赫林(1798—1871)等为代表的赞美者认为,歌德是天才的艺术家,其地位无可撼动［5］（P60）;歌德的反对者则持如下三种批判立场:自由主义的政治——艺术批判;保守主义的道德——宗教批判;折衷派的艺术赞美——政治批判。 沃尔弗冈·门采尔(1798—1873)和白尔尼是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确如勃兰兑斯所言,“在政治上进步的青年中,已开始在探究歌德的政治信念,用当代标准对它作出评价,把歌德描绘成一个‘贵族’,他对人民毫无感情,实际上也没有天才。”［1］（P67） 白尔尼之所以对歌德持严苛的批判立场,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在解放战争期间,歌德对法军的入侵无动于衷;歌德从未想过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救助陷入苦难的同胞,而是躲在艺术的象牙塔中。不过,与门采尔对歌德的全盘否定不同,白尔尼始终承认歌德是艺术天才,他将批判的边界一直严格限定在歌德本人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等方面。此外,即使门采尔与白尔尼对歌德的“围攻”都是典型的政治批判,但两人之间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白尔尼对歌德的攻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能与门采尔的攻击等量齐观。白尔尼的攻击不是恶毒的,更不是卑劣的。它们与其说是勾画出了歌德,不如说是描绘了作者自己,但有时它们却也触动了这位伟人性格中的伤口。尽管它们清楚地表明了白尔尼在才智方面的狭隘性,它们却也是他的性格的纯真的明证。这些攻击并不能减低人们对歌德的天才的崇拜。用白尔尼一八三O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歌德,同用一八七O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白尔尼本人一样,两者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若是这样的话,那人们今天就会给他打上恶劣的爱国者的印记,正如他对歌德所作的那样。白尔尼蔑视歌德,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他对歌德的无知,人们是能够理解的,而不必受他的愤恨的影响。人们能够充分珍视他文章中的狂暴的激情和才智的跳跃和闪现,同时也不忘记在他的散文的那沸腾和闪光的瀑布上面,是广裹深沉的平静的海洋,这海洋就是歌德。”［1］（P74-75) 如果说白尔尼等是从政治观念上对歌德作出了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愤怒“指控”,那么普斯特库亨格兰佐(1793—1834)等则是从宗教—道德维度对歌德进行“戏仿”式批判。1821年,普斯特库亨在 “假冒”歌德之名出版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部“仿作”中主要是从虔信主义的道德观点、宗教观点批判“异教徒”歌德。在保守主义者普斯特库亨看来,歌德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泛神主义”不仅会危及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且会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此外,他还认为席勒远比歌德伟大。尽管这些“臆断”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一部分右翼分子的共鸣,但也遭到了左翼阵营的严厉批判。比如,青年马克思在1836年题为《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的讽刺短诗中就以诗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辛辣嘲讽: 据说歌德实在叫女人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婆念。 他只知道描写人的本性, 却不用伦理道德来遮掩。 他本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再根据教义写他的诗篇。 歌德有时也能想美妙的东西, 可惜他忘记说:“那本是上帝创造的。” 把歌德如此高高捧起, 这样的做法实在离奇, 他的整个动机多么卑鄙。 哪篇作品可用来宣扬教义? 请问他有什么真才实学, 好让农民和教师学到一些东西? (详见马克思:《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740页。此外，歌德（1749—1832)本人当时是如何看待来自“左翼”与“右翼”的共同批判?比如,歌德在1825年5月12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二十年来,世人争论席勒和我谁更伟大。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社会上毕竟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第15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再比如,艾克曼于1830年3月14日问:“人们责备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参加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歌德作了如下回应:“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谈这点吧!这个世界很荒谬,它不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人们得让它说话和自便。我没有仇恨,怎么会拿起武器呢?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碰上那次事件,那么我肯定不会是最差的人,可是我当时已年过六十啦。……由于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攻击我的品行。他们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时而说我沉溺于肉欲,时而说我不信基督教,现在又说我不爱祖国和同胞。你认识我已多年了,对我非常熟悉,总该认识到这些流言蜚语意味着什么。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所遭受的痛苦,请读一读我的《克塞尼恩》,从我的回击中你就会认识到人们试图轮流使我失去生活的乐趣。”(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第477-47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再比如,作为“青年德意志”的青年恩格斯在这场论争中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他在1839年7月30日致中学同学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写道:“席勒是我们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这已是定论。他预感到,法国革命以后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而歌德甚至在七月革命以后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当事件已近在眼前以致他几乎不得不相信某种新事物正在到来时,他却走进内室,锁上了门,以求安逸。这十分有损歌德的形象;可是革命爆发时(1789法国大革命),歌德已四十岁了,已经是一个定型的人了,所以不能为此责备他。”(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不难看出，恩格斯以“年龄”论歌德的政治取向的做法明显受到了歌德本人以及文巴尔克《美学运动》一书相关观点的影响。此外，1847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歌德的“两重性”作出了深刻的剖新与精辟的论断。) 作为折衷派代表的海涅既不认同普斯特库亨等的道德批判也不认同白尔尼等的政治批判。海涅在《论浪漫派》中对上述两种批判立场作了如下概括:“正统教徒对这位异教徒十分恼火;他们深怕他影响人民,怕他通过笑吟吟的作品,通过最微不足道的短诗把他的世界观灌输给人民;他们把他看成十字架的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这些运动中的人物所以不满意歌德,当然绝不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对他的非难,已如前述,是他的语言产生不出结果,是通过他在德国传播了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使德国青年变得清静无为,而这种影响对于我们祖国的政治复兴是根本抵触的。因此这个淡漠的泛神论者便受到了相互冲突的各个方面的攻击;按照法国人的说法便是: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歌德。”［5］（P55)不仅如此,海涅对自己的基本立场作了明确论述:“我颇不满意门采尔先生批评歌德时的粗暴态度,埋怨他缺乏敬畏之心。我觉得,歌德毕竟一直是我们文坛的君王,倘若要把批评的刀斧架在他的身上,不可缺少应有的礼貌……歌德作为诗人,我从未攻击过,我攻击的只是他这个人。我从未指责过他的作品。我从来也没能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什么缺陷,不像有些批评家,戴着精工细磨的眼镜,甚至连月亮上的斑点也看见了,这些眼光锋利的先生们!他们当做斑点的东西,其实是花木繁茂的树林,银光闪烁的河流,巍峨高峻的山岭,风光明媚的峡谷啊。再没有比贬低歌德以抬高席勒更愚蠢的事了。其实他们对席勒也绝不是真心诚意。他们一向赞美席勒,就是为了贬低歌德。”［5］（P56-57)不难看出,海涅试图从艺术家歌德与现实生活中的歌德两个向度对其人其作的矛盾性作合理解释,有意识地把艺术肯定与政治批判两者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艺术维度为歌德辩护。 以上所述表明,无论是以门采尔、白尔尼等为代表的“极左翼”还是以普斯特库亨等为代表的“极右翼”,他们或者以政治的或者以道德的观点对歌德其人其作展开片面批判。正因如此,极左与极右两大对立阵营才会得出歌德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远离人民等相似论断,才会得出席勒远比歌德伟大等相同结论。究竟如何准确把握伟大作家与其所处的革命时代、政治时代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伟大作家与同时代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当时也是现在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