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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尔尼—海涅论争”主要发生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的德国,它是“歌德论战”的继续;论争不仅发生在白尔尼和海涅两人之间也发生在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各方主要围绕作家的政治品格、世界观、艺术观等问题展开;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勃兰兑斯、梅林、卢卡奇、韦勒克等对这场论争也从不同层面给予了解读;文学批评应恪守批评的边界,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真诚的、理解的、同情的批评。 关键词：歌德论战,白尔尼现象,海涅现象,政治批评,审美批评,批评边界 作者简介：张永清，男，山西平陆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20世纪西方美学研究。 众所周知,文学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理论、批评理论需要持续关注、反复探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历史境遇”进行某种“还原”就是对它们所蕴含的当代意义的变相“解蔽”,对其相关文学论争内核的某些“剥离”就是对现实难题的别样“解答”。尽管“白尔尼—海涅论争”在以往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深入的探究,但这一论争关涉到诸如作家的政治立场与其文学立场之间以及批评的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之间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一论争的重新审视或有助于理解与把握当代社会在类似问题上所展开的相关论争的症结所在,或有助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话语体系构建。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其一,“白尔尼—海涅论争”得以发生的时代状况、社会语境,以及白尔尼、海涅两人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其二,“白尔尼—海涅论争”与之前的“歌德论战”之间的关联;其三,“白尔尼—海涅论争”的时限、起因、主要问题;其四,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勃兰兑斯、梅林、卢卡奇、韦勒克等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论争所持的基本态度、理论立场;其五,这场论争的当代意义。 一 如果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所使用的术语来概括,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与亨利希·海涅(1797—1856)两人均生活在“双元革命”即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西欧社会剧变时期(路德维希·白尔尼(Ludwig Borne),在中文翻译中大体有四种译法:高中甫在勃兰兑斯的《青年德意志》中翻译为伯尔内;张玉书等在梅林《论文学》以及张玉书编《海涅研究:1987年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著作中翻译为别尔内;杨自伍在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中译为伯尔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为白尔尼。本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法。为了保持译名的统一,本文所引的其他相关译文全部改为白尔尼)。欧洲在1815年至1848年的短短三十多年间发生了三次大的革命浪潮: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革命(1820年—1824),法国、比利时、波兰革命(1830—1834年),1848年欧洲革命(仅有英国、俄国少数国家未被波及)。其中,尤以法国大革命、法国七月革命对这一时期的德意志社会影响巨大。 与英法等国相比,“革命年代”的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1806—1813年这一时期正是德意志争取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耶拿惨败发生在1806年,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同胞书》也问世于1806年,1813年的莱比锡大捷则宣告反法军占领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正是在这一“革命年代”,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被点燃、被激发;正是在这一“革命年代”,保守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社会思潮在德意志大地上竞相涌现。 德意志文学在这一“革命年代”又处在何种境地?在勃兰兑斯看来,“世纪交替期间的德国古典文学在题材和形式上都是仿古的。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在题材和形式上是效忠于中世纪的。两者都同周围现实保持着距离,同‘现时’,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离得远远的;不管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文学流派,都没有直接想到自身要来一个变化。它们的理想不是飘浮在希腊的深蓝色的以太之中,就是荡漾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天空里。”［1］（P29）勃兰兑斯所指的前者无疑以歌德、席勒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德国晚期浪漫派为代表。很显然,上述两种文学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与新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它在德国浪漫派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到1805年时,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新保守主义已占优势。在法国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者’一词可说是18世纪90年代后期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幻想破灭的前左翼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反革命口号,这可以说明何以在这些国家当中,许多按现代标准应被看作明显的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传统上却被排除在这个类别之外。”［2］（P308） 与上述两种“旧文学”截然有别的是,1806年之后的德意志文学呈现出与时代精神同步的新变,即涌现出了关注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状况、反奴役争自由的新文学,它们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新文学以反法军占领和入侵为主题,它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此种精神与情感无不体现在阿恩特(1769—1860)的《时代精神》、吕克特(1788—1866)的《顶盔带甲的十四行诗》、克尔纳(1791—1813)的《琴与剑》等诗作中,诚如勃兰兑斯所论,阿恩特“对法国的仇恨形成了固定观念,他一面创作一些雄伟壮烈的自由歌曲,同时和雅恩一起号召把德国的全部过去作为武器来反对异族统治者。”［3］（P277） 但是,解放战争后,德意志的专制统治者并未兑现曾经对人民所作的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并未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与社会变革。随着神圣同盟于1815的建立,随着卡尔斯巴德协议于1819年的实行,德意志的专制统治者试图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对自由思想进行全面禁锢,1815—1830年的德意志社会无可避免地陷入到了最为“苦闷”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自由、公开地谈论政治、社会问题已然成为了奢望,人们就把希望转移到了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即以文学、美学的方式“介入”到时代的政治洪流与社会变革中,以此实现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的严厉批判。比如,诗人沙米索(1781—1838)在《轮唱曲》中不无悲伤地写道: 这是沉重的时代苦难! 这是苦难的沉重时代! 这是时代的沉重苦难! 这是沉重、苦难的时代! 再比如,诗人普拉滕(1796—1835)在《柏林国民歌》中表达了同样的愤懑之情: 啊!诗人,你该满意了, 这个世界并没有失去什么; 在这个地球上你早就知道, 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德国人更糟。 第二种新文学以“青年德意志”为代表,它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应运而生,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斐迪南·谷兹科(1811—1878)、鲁道夫·文巴尔克(1802—1872)、亨利希·劳伯(1806—1884)等。“青年德意志”形成了与之前的古典风格、浪漫风格迥然相异的“现代风格”:推崇希腊主义,提倡肉体解放;反对传统道德,主张妇女解放;崇尚自由主义,赞成立宪制(考虑到拙文《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对白尔尼、海涅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以及“青年德意志”的整体状况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 概言之,白尔尼和海涅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他们不仅被视为1830年前新文学即文学反对派最杰出的代表,而且被看作1830年后文学反对派即“青年德意志”的先驱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海涅的文学地位了然于胸而不知白尔尼为何许人物,但白尔尼不仅被当时的青年恩格斯奉为“德国自由的旗手”与“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4］（P451）,而且被后来的勃兰兑斯等尊为“新德意志文学的第一个开路者”［1］（P31）。此外,在当时的德意志,尽管人们把海涅与白尔尼并置,但始终把白尔尼置于海涅之前,这主要是因为白尔尼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都远甚于海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