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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进高校，高校设立作家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令人瞩目的事实，是作家创作机制和学术研究范式在新时期条件下的巨大改变。此风渐长是好事，应该鼓励，各级文学和文化、学术管理部门机构也应该积极扶持，毕竟这也是为了推动文学和文化、学术事业更加繁荣的新动态。 继作家被请进大学当教授之后，高等院校争先恐后设立当代作家研究中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是值得关注的学术、文学乃至社会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冠以“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院”等名目的当代作家研究机构已经有20余家，比如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余华研究中心，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四川大学阿来研究中心，新乡学院刘震云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鲁东大学张炜研究中心，扬州大学毕飞宇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赵本夫研究中心，苏州大学范小青研究中心等。香港作家金庸，跨界作家冯骥才、余秋雨，更不用说一些不在人世的当代作家，如路遥、陈忠实、钱锺书等，在国内高校也都建有类似研究机构。 不仅如此，有些热门作家还在多所院校，甚至由地方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机构参与创办研究院所。除了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商洛学院成立了“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西安市建有“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远在贵州铜仁建有“贾平凹文学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更为抢手，除了家乡高密的莫言文学馆、潍坊学院的莫言研究中心，曲阜师范大学成立了“莫言与齐鲁作家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正在筹建“莫言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级研究会也有数个。这还不算北京师范大学由莫言亲自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实际上是莫言研究的一个核心重镇。 受此促动，还有一些知名度暂时不是很高的作家主动与高校接近，有的已达成了拟建研究中心的意向。 高校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主要场所，当代作家研究机构一夜之间竞相蜂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竞争的激烈状态。从这些研究机构成立的目的来看，最正当的莫过于为了抢占学术资源，培植新的学术生长点，提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作为研究对象，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始终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著名作家本身就是一张具有品牌效应的名片，虽然大部分作家不在高校工作，但是冠以作家名字的研究中心得到了作家本人的许可，相当于作家的一个学术化身，至少是一个旗号。 虽然有傍名人的嫌疑，但是作家研究中心不是谁抢到就是谁的，没有先来后到之说，也不是谁想建就能建，而是根据各个高校的实际发展需要和自身条件而决定的。通过梳理这些研究中心可以发现，它们所在高校大都与作家存在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关系，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它们有的是作家籍贯、出生地所在地的高校，比如莫言家乡高密是潍坊的一个县级市，贾平凹家乡丹凤县隶属商洛，刘震云家乡延津县隶属新乡，对于坐落于这些地级市的院校来说，研究本土作家是它们的责任，成立研究中心名正言顺。它们有的是作家求学、工作或有过其他密切交集的高校，比如延安大学、西北大学、扬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鲁东大学（烟台师范学院）分别是路遥、贾平凹、毕飞宇、张炜的母校，莫言曾经在山东大学合作带过研究生，女儿也在这里上过学，中国海洋大学早在2002年就聘请王蒙为教授、顾问、文学院院长。与地方院校相比，这些大学档次较高，作家更愿意在这里设立自己的研究机构。还有一些学校出于私人关系、优厚的待遇、有利的科研条件或其他原因而成立了研究中心。也有的高校因为研究力量较为集中，为了发挥自身优势而设立。地缘关系，交往缘分，名利诱惑，以及学术研究需要，是各高校纷纷成立作家研究中心的主要原因。 这些研究机构的大量设立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文学的积累和沉淀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具有历史感，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并不次于现代文学。特别是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贾平凹、曹文轩、余华、刘慈欣等作家频繁斩获国际文学奖项，中国当代文学不再受到严重歧视。低估当代文学、有失偏颇的评价正在改变。二是当代文学研究亟待深入，突破推捧为主、流于表面、碎片化、缺乏学术含量的文学快评模式，走向客观、深化、系统、升级。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对史料越来越重视，也使其采用古代文学常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变得不再那么浅薄。三是文学研究出现了团队化、产业化的趋势。这既是社会对人文社科的要求，也出于各研究院所的现实需要，是学科蓬勃发展的必然走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力量显得单薄和局限，集体的优势则不断彰显出来。文学研究的产业化源于人文学科专业对社会效益的追求，实现路径是首先进行优势资源整合，然后借用文化产业运营模式，通过上下延伸，协同合作，或者融资创业等方式，形成包括投资、生产、传播、营销等环节在内的链条，建立依靠创意策划推动的学术项目及衍生产品产销、推广体系。这是一种半商业性的旨在名利双收的，或是为了打造持续影响力而具备自哺能力的文化产业链。对高校来说，还有一种产业化是以此起到对其他学科研究的带动效应，实现相关学科协同创新发展，比如与社会学、历史文献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都市文化及旅游研究等学科专业的联动。 从目前来看，各大院校的作家研究中心运转情况参差不齐。有的成立多年，不仅拥有办公场所，还建立了展览场馆，或者开辟了研究资料收藏区，组建了研究队伍，产出了一些学术成果。例如，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于2007年开馆，通过文字、图片、影音、雕塑以及实物等形式展示路遥的艺术人生。2015年该校还批准成立了路遥研究中心，是校级重点研究机构，挂靠文学馆管理。机构负责人梁向阳教授及其团队，包括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每年或每几年都会推出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或著述，代表性的如《路遥研究资料汇编》《路遥纪念集》《路遥传》《路遥全集》等，有的成为了畅销书。在研究专刊或论文集形式成果方面，比如四川大学阿来研究中心定期出版《阿来研究》，去年推出了《阿来研究资料》，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每年出版《王蒙研究》，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每年出版《莫言文学研究》，每三至五年推出一套研究书系，等等。在作家版本及研究资料收藏方面，商洛学院的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鲁东大学的张炜研究中心、西安思源学院陈忠实文学馆等，都积攒了较为富厚的藏品。 不过，并非所有的作家研究中心都办得有声有色，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大部分多多少少都面临着一些困难或束缚，以及发展瓶颈，也有的对未来前景缺少自信。它们有的成立得早，但并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处于比较初级的基础建设阶段。有些才开张的研究中心远没有达到“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规模，有的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徒有其名，形同虚设。它们一般挂靠在学校二级学院之下，缺少独立性，既没有足够的人员编制，也没有多少资金支持，相应的其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和高级别的科研立项，亦少得可怜。而且很多作家研究中心并没有形成研究力量的整合凝聚，组成一支团队，沿袭的还是单打独斗的个人研究方式。也有的虽然表面上看有不少研究成员，但大都是临时拼凑，甚至把其他专业的研究人员拉进来充数。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人的“光杆司令”现象十分普遍。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缺乏中长期研究规划，研究没有目的性、系统性、可持续性。另外，有些作家态度不积极，不配合，一年或两年莅临学校讲一次学已属难得。 对于困扰作家研究中心发展，或者作家研究中心本身实力薄弱、动力不足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解决： 首先是从管理体制上给这些研究机构松绑放权，使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运转灵活性。不管是归学校管理，还是归二级学院管理，重点扶持、培育和发展自不待言，更要在研究资源整合，人才引进，校内外专家聘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话语权、自由度。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拟在学校、院系、中心三级层次聘用专家，设置“风筝学者”、“红高粱学者”，结合课题项目，以吸引外埠和民间研究力量的加入，协同发展。对于一些学术活动事项尽量简化审批程序，开辟绿色通道。其次是加大建设经费和科研经费投入，除了学校拨付专款，还要争取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支持，或者以项目合作形式，或者以捐赠形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保障。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日前就接受了南方一家热心文化事业的企业20万元的捐赠。再次是科学编订规划之外，要探索创新科研模式。商洛学院的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数年间学校就投入了20多万元，还设立了面向社会的“开放课题”，予以资助。再次，成立作家研究机构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研究成果说明一切，在“项目化生存”的学术时代，需要培养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带头人，打造精英团队，合力申报高层次的课题项目，发表论文、专著，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推动作家研究升级，从而树立自己的学术影响。第四，争取作家本人的大力支持，除了不定期来学校讲学，还要充分利用作家掌握的资源以及品牌效应，允许研究机构围绕着作家做一些文学创新、学术研究及社会化推广活动。最后，作家研究中心一定要放开视野，将其打造成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一个面向全国甚至是世界的窗口。 至于上面提到的产业化，高校的作家研究中心先不要过分功利，应该先做好本职的研究工作，带动本校师生对作家的研读兴趣，营造良好的阅读、教学、研究和创作气氛。这也是高校成立作家研究中心的一个必不可少然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重要作用。 当代作家进高校，高校设立作家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令人瞩目的事实，是作家创作机制和学术研究范式在新时期条件下的巨大改变。此风渐长是好事，应该鼓励，各级文学和文化、学术管理部门机构也应该积极扶持，毕竟这也是为了推动文学和文化、学术事业更加繁荣的新动态。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