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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心》是心理疗伤的小说呈现，也彰显了南翔小说的本体性意义。在现实的症状里索引出历史的病灶，目的在于成全作为历史主体身份的个人。对于有些堂吉诃德气的作家南翔来说，或许荷尔德林的诗能为《疑心》提供最适宜的描述，“大地之上可还另有尺规？绝无”。 无论是现实主义的19世纪，还是现代主义的20世纪，巴尔扎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鲁迅、莫言……这些不同种族不同语种不同信仰的作家们，在各自的时代里近乎一致地表达着同一个人类学目的——如何将主体从各种禁忌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尺规。 无疑，这也是作家南翔的美学选择。自《绿皮车》开始，《抄家》《甜蜜的盯梢》《无法告别的父亲》《特工》《洛杉矶的蓝花楹》，到最新的短篇小说《疑心》（原刊《北京文学》，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人——包括哲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人——是南翔作品谱系里不变的目的。尤其是那些被迫沉入历史海底，消失于时间虫洞的历史亲历者们，烙印在他们身体记忆里的任何蛛丝马迹，都是南翔接通历史现场和现在时的密钥。新作《疑心》是典型。“疑心”，这个隐藏在罗沧水大姨身体记忆里的精神隐疾，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埋藏在历史的岩层里。相反，它越来越像一颗无法被轻易剥离的恶性肿瘤，孳生在动脉交错的生命线上，由心理创伤长成真正的病灶。当年，大姨年少赤诚，却适逢人人自危的特殊时代，为了及时护送知青点的同学去医院抢救，自己差点丢了性命。吊诡的是，无私的付出却换来付出对象的背叛。在之后的“学习与批判”中，正是这位被大姨救活的同学，揭发大姨私下里阅读《苦菜花》《林海雪原》等“不健康”书籍，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恩将仇报给青年时期的大姨带来了毁灭式的伤害，她从此不敢再轻易相信任何人，“疑心”由心理创伤，彻底变成弗洛伊德意义上“影响一生的神经症”。 当无意识的黑海退潮，生活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唤醒沉睡中的心理隐疾，搅动现世的一池静水。眼下，中产生活的罗家正在承受着“疑心”病的严重后果。大姨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所有到罗家帮佣的保姆，她疑心她们虚报菜价，疑心她们下毒，疑心她们任何行为背后的恶意动机。最可怕的是，她的“疑心”病充塞了家庭生活空间的内部，在日复一日的无意识强化中，演变成病理学意义上真正具有“传染性”的病灶。罗家的双生女儿琼琼和瑶瑶，小小年纪学会了嫁祸于无辜、无端猜疑；一向颇具主体性的罗妻，以对大姨的猜疑反而坐实了自身的疑心；而对妻子的担忧存疑的罗沧水，在他说出妻子犯了“疑心病”的同时，似乎也被指认为疑心病症的感染者……埋葬在历史尘埃里的草蛇灰线，正在以某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干扰现实的平静生活。所以才有那句：“创作由头来自身边的观察和体认。一个是我们的历史背景，再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氛围，都提供了一疑再疑的‘养料’”。也就是说，小说《疑心》指涉的不仅是民族史、社会史，更是一代人的心灵史。当心理记忆被当作目标，“时间的距离”便开始慢慢起效，大姨那代人被压抑到民族集体无意识里的精神创伤，在过度商业化的伦理失格、造假成本低廉、篡改历史和不断下调底线的当代社会里，被再次激活，唤醒人们对荒诞世事的惊恐之心。 问题的主要难度还在于心理创伤的不可治愈。受心理学教授启发的罗沧水想带着大姨回袁河老家寻找心理诊疗的机会，可惜的是，找到了当年揭发大姨的事主，对方却完全忘掉了自己恩将仇报的全部经过。回乡诊疗成了观光，历史成了无法对证的私人记忆，时间成了虚妄。大姨的疗愈失败了，而疗愈失败的主要隐喻性在于历史的不可弥合。一方面是个体的“失忆症”，另一方面是集体对待个体失忆的态度，两者间的缝隙暗示了文明的程度。这也是作者的隐忧，“绝大多数疑心源自不安全感，因为不安全，所以不信任，处处提防，社会疾患与心理疾患互为表里，放大了疑心的源与流”。隐喻的意义类似鲁迅的《风筝》，长大了的哥哥为自己当年粗暴的对待弟弟深感羞愧，可是他永远失去了修补往事的机会，因为弟弟的善忘阻止了和解的可能，而善忘背后，除了时间可怕的销蚀性，还有人的愚昧麻木和无法言说的社会文化环境。自然，尝试以文化时间来修补自然时间的创伤，需要全面翔实的历史真相。对于不需要勾陈的当代史，似乎并不存在考据的难度，然而从《风筝》到《疑心》，100年过去了，变的只有自然时间。这是作家南翔作为创作主体的不断思考，毕竟，充满缺口的历史语境里，存在和主体都无法显出正面意义。 《疑心》是心理疗伤的小说呈现，也彰显了南翔小说的本体性意义。在现实的症状里索引出历史的病灶，目的在于成全作为历史主体身份的个人。对于有些堂吉诃德气的作家南翔来说，或许荷尔德林的诗能为《疑心》提供最适宜的描述，“大地之上可还另有尺规？绝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