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读了李金山的《花间词祖——温庭筠传》，我似乎才真正领略了一点唐代的历史和文学，真正走进了温庭筠的人生和精神世界。金山是“70后”传记文学作家，出生于山西夏县那片文化深厚的土地，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有着扎实的文史功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发表了很多散文作品，出版有司马光、李鸿章传记，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的思考。这些都成就了他的温庭筠传记的写作。金山是在用他全部的感情、思想、学识，去写1200年前的那位落魄诗人的，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杰出而孤傲、潇洒而悲怆的文人形象。这是一部集学术性、文学性为一体的人物传记。作者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严肃的考证，因此有着严谨的学术性；作者又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推想、补充和想象，形成了一部主干分明、情节生动、细节鲜活的文学文本。譬如温庭筠“从庄恪太子游”、“等第罢举” 、“‘菩萨蛮’遭遇”、“广陵被辱”、“与柔卿结合”、“鱼玄机之恋”等重要情节，都写得曲尽幽微、深切感人。同时，作者又不满足于一般传记的学术性和文学性，他还追求一种现实感和可读性，这就是立足当下立场观照人物，营造一种简练、平实、蕴藉的传记语言，使作品达到一种雅俗共赏的境界。
    《温庭筠传》熟练而成功地运用了“以诗证史”的研究、写作方法。温庭筠是一位才华卓著、创作丰硕的诗人，诗词俱佳，以词著称。他的诗作现存有400余首，清代曾益等编著有《温飞卿诗集笺注》。词作现存有70首，当代张红、张华编著有《温庭筠词新释辑评》。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学者。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撰有《干馔子》3卷、《采茶录》1卷，编纂类书《学海》10卷，可惜全部亡佚。今从《太平广记》中可见他的传奇小说33篇，其中多有精品。但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留下的史料却极为有限。《旧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虽有他的小传，但简略粗疏，时序颠倒，舛错多多。甚至他的出生年月，也成为一个谜团，竟有六种说法。这也许与他没有政治地位、又有人品“瑕疵”有关吧！好在温庭筠有大量的诗词存世，而这些作品又像日记一样，记叙了他的一些人生经历、重要事件以及思想感情等等。尽管诗词是一种艺术，它在表现生活时会出现模糊、想象、阙如、变形、错位等现象，但它无疑是一个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的曲折反映。金山在《温庭筠传》后记中说：“温庭筠生当晚唐时代，本书的所作所为，可以归类为中古史研究；但传记这种文体，关注人事与心史。因此本书中对‘诗史互证’的运用，既有‘以诗证史’，也有‘史以证诗’，但还是‘以诗证史’居多：将温庭筠的诗歌作为史料，去探究温庭筠的心史，以及与传主有关的人事。”金山借鉴了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沉潜在温庭筠数百首诗词世界中，摸索在唐代历史的幽暗时空中，以诗察史、以史观诗、诗史互证，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解读人生，终于走进了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那位扑朔迷离的人物，为我们奉献出一部丰厚精湛的传记文学。
    温庭筠的人性魅力和诗词魅力，来源于他作为个体生命和社会环境、群体道德的激烈冲突，以及迸发出的生命奇景。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国体制为根基的社会，作为个人特别是文化人，“修齐治平”是他的人生职责和最高理想；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准则的文化，作为人特别是文化人，三纲五常是他必须遵循的规范。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化中，个体生命的地位是卑微的，自由是有限的。他只有融入家国和群体之中，他的价值才能实现，个人利益才能获得。所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通俗而形象地揭示了个体与家国、群体的关系。只有到了近现代社会，封建等级制度和文化才逐渐解体，作为个体生命的地位和价值才得以凸显。温庭筠之所以累举不第、被人毁谤、命运多舛，就是因为他作为个体总是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之中。他不把官僚体制和官员放在眼里，敢于去轻视、冒犯它；他不把伦理道德放在眼里，敢于去追寻自己的自由和快乐。社会、群体自然不能理解、容忍他，自然要孤立、压抑他，导致他怀才不遇、潦倒一生。实际上，他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生命强力的人，在他的行为与创作中，充分表现了非凡的才华、高远的志向和博爱的情怀。在他身上，既有儒家传统，更有道家精神，或许还有佛家意识。他是古代社会的叛逆者、新潮派。他秉持了魏晋文人的风度，汲纳了同时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儒道互补精神，但他个体生命的特征表现得更为强烈、充分。我们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去理解温庭筠，对他的人性内涵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金山用他从容而细腻的文笔，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充满人性矛盾和生命活力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温庭筠的思想和性格，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矛盾性。他有着浓郁的传统文人的群体性特征。“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人生理想。远祖温彦博作为唐初宰相的功勋和荣耀，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之中，他憧憬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在《苏武庙》中吟道：“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温彦博有被突厥俘获而后释放的经历，诗人借追悼苏武表达了他对先祖的崇拜、缅怀之情。他在众多的诗文中，一再书写着他的理想和情怀：“经济怀良画，行藏识远图”，“蕴策期干世，持叔欲反经”，“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由于屡试不第，他还期望通过给权贵政要写自荐信，进而达到进入幕府成为幕僚的目的，但这条道路同科举道路一样艰难。温庭筠虽然是官宦子弟，长期过着漂泊生活，但他不乏对普通百姓的人文情怀。他在东奔西跑的行旅中，写下了大量诗篇，其中不乏对战乱和灾荒中的民众生存的关切。他在襄阳做幕僚时，看到农人的艰辛劳作，写下《烧歌》：“邻翁能楚言，倚锸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烧畬为早田。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表达了他对农人的同情，对官家的不平。温庭筠又是一位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文人。当时的宰相令狐绹，位高权重，专横跋扈，但实际上不学无术，无所作为。温庭筠一方面想接近并倚仗他，一方面却又借令狐绹询问典故之机，讥讽他没有学问，教训他在处理政务之余，该多读些书，深深刺伤了宰相大人。唐代的科举考试，其实并不规范，也不公正。常常有考前泄题、请托关照的现象。温庭筠运用在考场上帮助考生、代人答题等方式，表现了他对科举考试的蔑视和反抗。温庭筠还是一位主持公道、坚持原则的文人。咸通六年（865）他出任国子监助教，次年担任考场监试职责，他严格监考、严格以文判卷，并把30余份优等试卷张榜公布，大有请民众监督的意思。他的行为严肃了考场纪律，杜绝了因人取士的不正风气。但也引起了权贵的不满和嫉恨。温庭筠正是这样一位心怀家国、关心民瘼、敢作敢为、清高正直的传统知识分子。
    但温庭筠更是一个具有个性特征和叛逆精神的“另类”文人。他才华横溢，博闻强记，精通音律，极擅写诗填词。每每作诗，他频频叉手，八叉手即成八韵，文坛送“温八叉”称号。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诗人。他不拘小节，恃才傲物。令狐绹手握重权，实际上主宰着他的命运。但他不以为然，不仅在言谈对话中冷嘲热讽，而且无视宰相的叮嘱，揭露了宰相利用自己的《菩萨蛮》取悦皇帝的勾当，让令狐绹对他恨之入骨，埋下了他一生挫折的根子。他的“玩世不恭”已然成为一种习惯行为，面对未曾谋面的唐宣宗，他傲然询问：“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得非大参、簿、尉之类？”以貌取人，猜测对方可能是地方低级官吏，把最高统治者也给得罪了。他还能有什么仕途前景？其实他也有软弱怯懦的一面。他给那么多政要权贵写信，诉说自己的报国无门，显摆自己的学富五车，乞求给他一份卑微的差事。内心自然万分屈辱，透漏出的是骨子里的自卑和懦弱。他还采用“曲线入仕”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文名和诗词，想方设法与公卿子弟交往，譬如宰相裴度的侄子裴諴，譬如宰相令狐绹的儿子令狐滈等，期望通过他们的举荐，说动当权者乃至自己接近当权者，进而在录取中过关，达到进入仕途的目的。他的用心良苦，显示了知识分子人格和心灵中阴暗、功利的一面。
    在温庭筠的性格和情感中，还有多情浪漫的重要特征。他人长得丑，但有个性、有才华、善言辞，是一个风流才子，才子爱美女，这是一种生命形态。他的众多诗和绝大部分词，书写了闺情宫怨、离愁别绪、儿女情长、男欢女爱，表现出一种绮丽雅致、色彩秾艳、辞藻华美的“香而软”的艺术特色，开创了“词为艳科”的创作潮流，形成了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花间词”流派。他在“花间词”中，表现了宫廷贵妇、民间歌女、青楼妓女以及家庭妇女、女诗人等，她们的日常生活、美好形象、孤寂岁月和情感世界，同时也展现了他对女性的仔细观察、理解同情和深切爱怜。金山认为他比李商隐更富有平等意识和慈悲情怀。这是他个体生命中的一处独特风景。他的诗词中的《梦江南》《菩萨蛮》《酒泉子》《更漏子》《张静婉采莲曲》等，已经成为千古流传的名篇。在今天看来，这些诗词自然是健康的、美好的，但在唐代却被认为是“侧艳之词”，如同今天的“黄色小调”。行为上的“士行尘杂”、创作上的“淫词浪调”，自然使温庭筠成为一个“不合时宜”、“不合官场”的无行文人。
    温庭筠身上的群体特征和个体性格，表现的正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两极状态，两极之间的对峙、沉浮、相斥、相吸，打开的就是个体生命的万千气象。温庭筠依然生活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