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是近些年涌现出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这部《雀舌黄杨》，着实让我感受到了他的文学才华，真诚的思考和散文艺术的创新努力。他的这本散文集，不仅思想严肃，对当下乡土问题多有真知灼见，且形式别致新颖，别有创见，在当下散文创作之中，是独树一帜的认真探索了。
    散文不好写，乡土散文尤其难度大。究其原因，文学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行当，对新内容的反映，往往要有新形式以支撑，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文坛获得广泛认可。散文经过十七年政治化散文，新时期以来新潮散文、女性散文、文化大散文、哲学化散文等思潮，目前已陷入了一个瓶颈期。这里原因很多，散文读者的流失，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新世纪之前，是散文的黄金期，余秋雨等的文化散文，曾创造了优秀小说难以企及的出版盛况。这与报刊媒体副刊的繁荣，纸媒出版业的发展，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散文偏重性，及现代转型的人口迁徙体验等情况，都有密切联系。新世纪之后，散文面临的困境是，网络媒体的兴盛，使大量阅读人口在新阅读模式带入下，重新转向小说（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而影视产业、游戏产业对故事模式的再生产，也使得小说在故事化之后，获得了更多媒介支持。相对适合散文短小精悍、消遣性强等特点的纸媒副刊，却越来越萎缩。散文走向日常化、心灵真实化的同时，缺乏故事刺激性，缺乏体验衍生性等特点，也使得散文不能得到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等新媒介的青睐。散文创新焦虑始终存在。散文在文体方面，一直游走于各文类之间。俗话说，写成行是诗，讲故事是小说，可演出是戏剧，而“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书面文类，就是散文。所谓“形散神聚”，有时也掩盖散文文体意识的独立性。中国古代散文有非常重要的参照，它从表、诔、诰等宏大叙事特征文类演化而来，即使是抒情散文，因为有宏大参照，也有了内在张力，而当代散文的问题就是世俗化导致琐碎、意义的缺失，而过分追求哲理化，却导致语言的晦涩，理解的障碍。这种两难处境一直存在于新世纪的散文发展之中。
    读吴佳骏的散文感觉很奇怪，就题材而言，他写的是当代乡村的体验，并不算新鲜，有趣的是他的处理方式。他写乡村的过去和现在，奇人和奇事，很少有抽象哲学思辨，而是将爱恨情绪和褒贬，都寄寓在朴素的语言之中。这些散文细细品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和天地。其特点有三，一是强烈的故事性与缀段式设计。散文形式设计颇具匠心。每一个小节皆为一个独立小故事或片段，以第一小节“出生地”为总概括，以最后小节“夜半歌声”做结束，完成了宽泛意义的由追述到悼念的思绪过程。每个小节，可单独成篇，都有独立意义内涵所指，又可连缀起来，仿佛彩线连珠，成为一床五彩斑斓的锦被。这种阅读形式经过精心设计，当下散文的长度考量，有的是越长越好，伴随着超级长度，则是超级容量，这是很多文化大散文常见的套路，似乎越长，越能显其厚重。殊不知，当下阅读心理，超级长度须有足够心理阅读期待视野引导，例如，很多超级长度的网络小说都有很强的个人自我实现型的心理带入模式。如果失去这种东西，超级长度就成了超级麻烦，破坏读者阅读兴趣；从另一个方面讲，为适应各种世俗阅读需要，特别是快餐式散文阅读，很多散文向“小”发展，的确在某种程度满足了阅读消费心理，但也造成阅读深度不足，重复阅读率低下，缺乏经典生成可能性的问题。吴佳骏的《雀舌黄杨》某种程度吸收借鉴了小说笔法，不仅强化了故事性，且在形式上又能隐隐地看到《马桥词典》、《哈扎尔词典》等词典编撰学式的小说结构笔法，以关键词结构小章节，又以隐含乡土思考贯穿期间，形成了具强烈象征意味的文化地理空间。而这些有意味的小故事，无论讽刺世相衰败，还是警告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对恶行的反思，抑或慨叹命运坎坷，思考人对不公世界的抗争，都在冷静节制的讲述之中，将故事高潮起伏的节奏与深沉复杂的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酒鬼哀歌》描写卖猪肉的夏长贵怎样从颇为厚道的肉贩子，变成了醉生梦死的村干部。散文没有对夏有过多道义指责，而是含蓄地指出使他堕落的环境，及权力的邪恶与诱惑性：“我后来听抬过夏长贵尸体的人说，当他们打着手电筒将夏长贵抬上山崖后，发现他那被寒气冻僵的右手，竟死死地拽着那枚公章。凝固的鲜血沾在公章上，很像过期的印泥油。抬尸的人抠了很久，试图将公章夺下，可死去的夏长贵就是不肯松手。”《单身汉》为我们描述了德木子悲剧的一生。德木子因无意窥见父母的房事，被赶出村子，外地流浪过程中，他按捺不住欲望，强暴了煤场老板的女儿。他被放出来后，又被女人引诱，再次犯错。最后，他的猝死，给父母带来一笔收入，成为他在这个世界唯一被人记起的理由。《寡妇逸闻》的故事更复杂，表面写李贵芝克死两个丈夫后，到处勾引男人的故事，但故事潜文本，则指向更复杂混乱的世相。故事结尾，村长的出现，尤如一个被闪电照耀的谜底，使故事有了陡转的传奇性，及深刻的批评性。《骗术》悉数了淳朴的村民们被冒牌医生，假冒的和尚，伪劣洗发水推销员屡次欺骗的过程。这则故事在表面的喜剧和戏谑之中，包含着深深的哀伤和愤慨。应该说，吴佳骏将散文故事化的做法，和当下散文创作主流，有很大差异性，但一方面，他无疑增强了散文可读性，重新夺回了散文对读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这些故事化散文，简单但并不简陋，追求故事效果，但更注重故事寓言性和真实性，将散文传统的真实性诉求，从别样的角度予以加强。这也许可以被视为今后散文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二是语言的平实幽默，又包含人世沧桑的见识。吴佳骏的散文语言，也很有创意。与他对散文故事性的追求相匹配，他并没有追求哲理化语言，或华丽的语言，而是立足于平实幽默，在真诚人生经验的表达之中，唤起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的共鸣。这种对散文难度和可读性的动态平衡把握，是和他的形式结构，主题思想一以贯之的。如《春之祭》以精准细节，讲述农村祭祖文化的衰败。这个小节中，作家难得地用起议论的方式。一般而言，散文中的议论，如果控制不好，很容易变成泛滥的说明和无节制情绪，然而，吴平实的语言之中，却流露出了真挚动人的情感：“然而，世易时移，在我的故乡，已经不见举行祭祖仪式很多年了。如今的乡村，早已是一座空壳。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即便是岁末年终，也难见他们回一次家。大多数年轻人，一旦离开故乡，就再也不想回去。哪怕他们在城市里靠租房度日，一辈子过着紧巴、卑贱的生活也永不后悔。”议论语言的情感强度张力，让我们忽略了议论的缺点，反而使得散文主题表达更明朗动人。《假正经》富于幽默讽刺意味，讲述富豪张仁和他的父亲张天灯的故事。张天灯老来无事，儿子让他去洗脚城找女人，他还遮遮掩掩，到后来，竟然请朋友一起嫖娼，以友谊分享的名义，理直气壮地上演丑剧。作家夸张又真实地写出当下社会人性堕落的丑态，对之报以含蓄地批判。《路边棚屋》在“移风易俗”主题之下，表现了时下乡土的人情冷暖。语言平和内含锋芒。鲁大麻子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长大后成为毫无生活能力的废人。驻村干部到来后，鲁大麻子被村民安排在村口棚屋，希望能得到干部的怜悯。然而，干部毫不动心，致使鲁大麻子被活活冻死。作家批判的目光，指向了鲁大麻子，也指向了村民和干部。《山野性事》则以吴德泽与比他大十岁的黄寡妇之间的性爱故事，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他们之间超越年龄的性爱，很难用简单的道德谴责来看待。三十年后，依然对黄寡妇念念不忘的吴德泽，则以“厚道”来解释他的欲望。作家在滑稽轻松的语言之中，对这些乡野小人物报以深切的宽容和同情。
    三是严肃的主题所指，即从乡村的想象性书写，走向乡土的再现实化。当下散文的乡土书写，有非常大的问题，即“乡土真实”其实被悬置在文本之外。很多作家用乡土想象的哲理性和趣味性，弥补乡土真实的现实化。另一方面，非虚构的概念，在赋予散文更多表现领域和手法的同时，也以对细节的过分追求，让乡土书写固有的真实可感性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小说之中，究其原因，是因为乡土失去了原有后发现代国家乡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内在张力，而从乌托邦变为了异托邦，成为远离现代文明的化外之地。其实，就中国广袤的疆土而言，这种异托邦冲动，即使存在，也还远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乡土异化的程度。吴佳骏平实的表达之中，我看到了中国作家再次赋予乡土以现代意义的使命感。尽管，这种重新的赋予，还只是探索的尝试，但也显现出别具一格的态势。《山洪爆发》是另一种触目惊心的纪实。作家通过简单的死亡档案，将村民们遭受洪水侵害的悲惨现状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它无疑也说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巨和漫长。结尾，作家写道：“我的村人们，就这样在各种灾害的炼狱中，早已被蹂躏得疲惫不堪。”道尽了乡土的苦难。《麻将命案》用贺玉珍痴迷打麻将，导致孙子惨死的家庭悲剧，谴责了农村精神生活极度的沙漠化：“后来，我听人说，麻将有一种玩法儿，叫做‘血流成河’。”《百草枯》道出了发家致富后，缺乏道德约束和法律观念导致的农村悲剧。王玉芬无法阻止丈夫找情人，又被婆家虐待，最后以农药害死了一家人。《救命狗》以“人无情，狗有义”的故事，通过动物的故事，谴责了人们在欲望面前的道德沦丧。浪子多次救吴德中全家，却因村长陈行虎想要浪子的狗仔，给怀孕的儿媳妇补身子，吴德中最终违心地将小狗送给村长，导致浪子抑郁而终。该文没有直白的谴责，只在结尾淡淡地点出一句：“浪子死后不久，村长陈行虎的媳妇，果真为其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据说脸嘴儿跟浪子一模一样。”村长的霸道无礼，吴德中的懦弱苟且，就跃然纸上。《捕蛇者》也借助蛇复仇的故事，控诉了人类的贪婪。《新婚寿衣》，戏谑之中透露出人性光芒，黄大琼的丈夫死后，三个男人都想追求她。她却选择了最老实的老莫。尽管，老莫又穷又老，连新婚的服装，都只能买一件寿衣，但他们真心相爱，超越了所有的苦难：“照片打印出来后，好奇的人都围拢来看。不想，照片上的老莫和黄大琼，笑得就像两朵绽放的花。就连照相师傅都说：我照了几十年的结婚相，都没看到过这么灿烂、迷人的笑容！”
    这部系列作品中，吴佳骏给我们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乡土人物形象，从出走发财的富豪，受尽生活苦难的农妇，到阴阳先生，发疯的农人，捕蛇高手，种植有毒蔬菜的菜农，吸毒颓废的农村青年等，为我们描述了当代农村的风景全图。“雀舌黄杨”，虽然只是 小小的乡土，却隐喻了大大的乡土中国。吴佳骏在后记中说：“本书中的文字，正是记录或见证一个中国乡村消失的过程的，以及促使这种消失的外因和内因。作为一个农民的后裔，我在面对这种故园的消亡时，内心无疑是充满隐痛的。但愿这支挽歌能为后来那些仍然热爱故园，敬畏生命的人们有所审思。如斯，我写这本书或许就有了几分意义。胡不归，田园将芜！吾乡吾民，长歌当哭！”种种悲痛，种种留恋，如同滚烫的文字和赤诚的心灵，留给我们长长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