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是荆门人，起先我并不知道，屡次听他谈起在河北的求学经历以及辗转京冀多地的媒体从业见闻，而每逢遇到从河北过来的诗人，往往也会以“你认不认识刘波”作为聊天开始的话题，便天然觉得刘波大概是荆轲的老乡，身上也会有燕赵豪杰的慷慨之气。他对人实在是发自肺腑的热情、率真，与他相处久了，还会深刻感受到他对文学的虔敬与迷恋。《诗歌月刊》曾对刘波作过专访，他表示选择诗歌批评作为主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左手读诗，右手写诗，并将阅读时生发的吉光片羽加以记录，形成他最早的诗歌评论。受业于罗振亚教授门下时，刘波尝试将所学的“硬知识”与自我审美趣味熔铸一炉，专注打磨评论者的主体气质，以有重量感的难度批评为旨归，沉实而稳步地积蓄力量。作为“70后”批评的中坚骨干，刘波近几年在新诗评论领域多点开花，力作频出，凭借在“第三代”诗歌美学、先锋诗人的持续性写作、新世纪诗学精神建构等理论问题上的坚实耕耘，已锻造出专属自身的批评话语，其理论探析和感性评论的关系拿捏也日臻成熟，渐入佳境。
    阅读者的现场意识
    大部分研究者的学术生长点源自博士论文的写作，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博士论文的方向与水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可以在学术之路上走得稳健而长远。刘波的博士论文选题围绕“第三代”诗学展开，作为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先锋诗潮，“第三代”诗以反崇高、反经典的价值理想和反意象、反优雅的艺术原则，颠覆了前人的思维惯性和抒情传统，并以取代普通物象的事态化意象、个性鲜明的叛逆抒情者形象、轻松幽默的日常化语言、松散无序的话语秩序等一系列特性为自我赋格，确立了个性鲜明的诗学特质。其艺术冲击力和诗学张力诱发诸多学者沉浸其中，学术成果也早已多如牛毛，使得后继者“见缝插针”的难度不断增加，既充满诱惑，又遍布“陷阱”，无疑是一柄双刃剑。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细致梳理，刘波发现学界围绕“第三代”诗歌的研究大都是从纯粹的诗学角度进入，偏于文本细读和整体风格提炼。他则独辟蹊径地将视角切换到对“运动”自身的解析上，从社会、心理、文化等多维角度深入还原诗人们的创作语境，揭示一颗颗“年轻的诗心”在字里行间透射出的困惑与痛感，进而阐明诗人如何通过个性特质殊异的语言，与隐秘而幽深的心灵经验建立联络，并持续关注他们在运动之后的写作变化和精神转型。这种研究思路不再将视角单纯局限在被文学史锁定的历史时段和代表人物身上，而是注意发掘所有与诗相关的文化要素，使“文本”（诗歌语言本体）与“本文”（文学生态环境）统一结合，可谓一次精彩的“再解读”。正如罗振亚先生的评价：“刘波这本论文的长处就是能够紧扣‘第三代’诗人生存时代热情奔放、充满理想主义的特质，将之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考察他们的情感与创作心态，还原他们的生活与交往现场，使研究进入了文化批评范畴；尤其注意从多元视角切入‘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现场，既在非诗学层面描述80年代先锋诗歌的文化形态与内在精神，又在诗学层面对这场诗歌运动的理论寻根溯源，从而彰显了‘第三代’诗歌的文化价值。”
    攻读博士的日子里，刘波经常在闲谈中分享他与杨黎、张小波、朵渔等诗人的交往经历，为我们艳羡不已。对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现场感和参与体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好的评论者首先是一个好的读者，他面对的不是僵死的文本，还包括文本与其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胶着关系。评论者需要估测诗人究竟在以什么心态写诗，他得尽量站在诗人的立场上潜心默察、秉烛发微，洞察写作者的精神资源，使评论文章变成批评者与文本、读者与作者、外语境与内语境的对话。由此，与作家的交往和对作家创作生活的熟悉，就成为当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研究的重要路径。
    基于对“第三代”诗人群体心态和生活状态的了解，刘波找到了自己与诗人们的生命交集。他用诗人的生活史解读诗歌史，从而扬弃了传统文学史那种“以经典文本构建历史”的述史模式。借助他预设的文本旅行，我们得以“亲历”1982年夏天发生在西南师范大学的那次“第三代”诗人的红色之旅，看到了诗人行遍大江南北的文本流浪，也仿若听到了李亚伟们那带有浓重方言的嬉笑怒骂……日常生活诞生了诗意，也张扬了崇尚自由主义的诗歌精神，这样一种建立在生活之上的、带有阅读者温情体验的诗观，既可引领我们迅速走进“第三代”诗歌的本真话语现场，也能让我们更丰富、立体、全面地理解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表现出的历史知觉力和语言创造力。此类旨在返回话语现场的“诗学”与“非诗学”相生的研究方式，敏锐聚焦在诗人凡俗经验向日常诗性的经验转化，极富质地与现场感。同时，时代话语的转场和诗人写作的转型，呈现出的往往是未完成的“在路上”姿态，这启发刘波反思批评的意义。也许诗歌评论不一定要有一锤定音的结论，恰恰相反，有的时候多留一些疑问，和诗人共同去探讨，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批评态度。这些理念为刘波批评理论的话语建构实现了塑形，他在日后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对诗人生存语境的重视，对诗歌人文精神的关注，对持续性写作的拿捏，都是这一理论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写作者的难度意识
    在《正当“不惑”的“70”后诗歌批评》一文中，张立群描述刘波的批评具有明显的“唯新意识”，肯定他“既侧重当代诗坛的现象透视，又重视优秀诗歌文本的生成与解读，前者可参见其新近专著《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后者可参见其在《星星诗刊·理论版》主持的‘每月诗歌推荐’专栏”。的确，追文本、重个体，特别关注个体诗学的精神流变，形成了刘波诗学批评的锐利向度。有些批评者认为诗学研究更适宜由个体现象到群体归纳的整合之路，强调“大文章”意识，因而往往重综合论而无暇顾及诗人论和作品论。从高校研究者的生存实际出发，这种研究路数确实也更容易入综合类社科期刊编辑的法眼，然则问题也随之而来。伴随着诗歌数量的猛增，一些论者很容易拣选适合自己预设理论框架的文本，将之简单纳入及物、日常、神性、底层、乡土的论说范畴，只见空洞的理论森林，难以述清具体的文本枝脉。一篇篇自说自话的文章貌似圆润，却回避了实质问题。相较而言，刘波的诗学研究思路则是整体言说与个体跟进同步生长，他尤其善于捕捉那些默默写诗的个体之精神气脉，沿着精神的层面为其美学风格赋形。
    罗振亚先生曾忠告诗歌史研究者：“诗歌史不仅要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更要对历史做深度的阐释和反思。这包括哪些内容可以随时代的推移而淡化，哪些必须进一步的凸显，这种历史的取舍和调整就表现着作者的主体的问题意识。”发现不同诗人的语言特质及其经验流变的可能性，揭示个体化诗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正是刘波在《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中力求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以诗歌的思想性为线索，他选取了前朦胧诗到新世纪诗歌中的十八位诗人，其中不乏食指、北岛、于坚、伊沙等已被文学史家“定论”的写作者，也包括活跃于新世纪的孙磊、朵渔、宇向等注重内在气质打磨的探索者。作者特别凸显了一个个诗学个体在面向时代现场、回归自我内心的“转型”中所遭遇的困境与焦虑，并将如何“在变化中寻找创新之可能”视作“刀锋”的精神内核。例如评论北岛转型后的写作境界时，作者认为他晚近的作品不如早期写作时锐利，但平和的思索中依然怀有对精致记忆的追求，显得更为纯粹；而西川从写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到完成《致敬》，在诗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即从表象的情感宣泄转向深度的哲思；再如沈浩波的近期写作话语从锋利趋于平和，贯穿其写作始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理性遇合，越发走向智慧之诗……诸种“流变”经验的获得，需要评论家葆有足够的耐心，持续跟进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在喧嚣热闹的时代甘于坐“冷板凳”，这既关乎毅力也关乎操守。同时，这些创作主体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更替风格，文本离当下又过于切近，弄不好就容易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影响对“流变”的精准呈现。为此，刘波并没有用流派或群体的定型观念“窄化”诗人，而是将个体视为唯一、特殊的精神存在，沉入坚守孤独的写作者内心深处，把握他们灵动跳跃的精神信息，为其思维意识和语言流变的内在脉络建立影像。
    个人化写作风潮的来临，意味着从个体殊相中提取“共性因子”的难度更巨。身处消费时代，趋新求快的浮躁心态使纯粹的精神写作愈发困难，我记得杨黎写过一首《我可不可以用我的诗歌才华换一点美好的生活》，自嘲式的诙谐对话戏拟了在这个时代做一名诗人的苦痛，也昭示出在物质繁华的年代，理想主义的文化英雄已然难寻，诗歌与诗人共同滑入尴尬的处境，而那些不为浮华表象所动，依然在“无用”的诗歌中默默坚守的人，那些忠实于内心经验的潮汐，不为时代主流审美速度所同化的人，正是刘波欣赏并引以为友的同路人。如多多、王小妮、王家新、翟永明、李亚伟等诗人一样，选择与诗同在，是信念的见证，也是这个“速荣”乃至“速朽”时代难得的操守。他们的个人化写作风格尽管殊异，甚至某些理念还存有抵牾，但他们对修辞的实验态度，对内心力量的持续累积，对整体性精神情境的雕琢塑造，都为当代诗歌的精神流变树立起积极、健康、典型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波的“个案研究”是新诗批评从意识形态化到个人诗艺化批评转型的代表，也是其主动疏远消费主义精神的文字担当。一个个诗歌的“个案”，串联起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诗歌发展态势：写作者们恢复了基本的感受力，普遍弃置一般层面上的感官抒情，在“困惑”的内驱力下，他们直面时代的现状，将困惑转化为诗意，寻求超越自我的深度，展现出开阔的胸襟、雅致的气量和求真的意志。在刘波看来，这正与他推崇的“难度写作”观念相契合。
    作为当前理论界的一个热词，“难度写作”体现在如何采用一种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平衡道德承担与美学愉悦之间的关系，这其中隐含着“对自我的超越”和“与时代的衔接”双重层面的问题，它同样也是当代诗学的关键问题之一。“诗歌的难度在于一种适度的复杂性，它是诗人个体与公共话语的某种反差和错位，这样才会出现带着偶然性的诗意。”只有在“难度写作”的观念烛照下，诗人才有可能完成精神突围，其作品才会让读者产生信任感。而缺乏力量，缺乏现实情怀，忽视难度，正是刘波归纳的当下诗歌“去难度”之后产生的“病象”。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此岸”和诗歌的“意义生产”之间建立经验联系，这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命题，而且将决定着这个时代诗歌的意义。《刀锋》一书中对翟永明、余怒、蓝蓝、李亚伟等个体的考察，均将“介入现实”的责任感作为解读其文本诗意的关键词。“真正有力量的诗意，不是靠碎片化的时代幻灭感构成，而是一种结实的体系，它由美感、德行、道义和品质所组建”，正如他对朵渔《细雨》的评价，这首诗“不是由纯粹的浪漫虚构完成的表达，而是长久理解后的精神释放”。诗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永远无法穷尽灵魂与语言之间的表达，语言的有限性，决定了诗人失败的宿命。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刘波曾多次推荐朵渔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诗人要想名实相符，就必须时刻怀有对周遭环境的洞察力，既能承担现实中的种种痛感，又能在道德良知的督导下进行独立判断，正所谓“以心及物”。而诗评家所关心的，除了技法之外，更在于文字中是否存有一个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的精神英雄。能够使刘波产生激赏之情的诗歌，必然是这类既仰望星空，指向未来，又能俯瞰大地，对现实发声的诗歌。从他的诗学关注点入手，我们可以窥见到诗评家自身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开放性视阈和历史性眼光。
    批评者的主体意识与文体思维
    写作《批评生理学》的法国学者蒂博代曾把文学批评形态分为三类，即报刊记者的口头批评、大学教授的职业批评、作家本人的大师批评。刘波早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如今供职于大学的学者身份，以及持续创作的实践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各种批评形态之间，这为他的研究赋予“跨界”与“综合”的充分可能。或者说，他已经在口头批评、职业批评和作家批评之间，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条有效言说通道，发现并彰显了身为批评家应有的主体意识。
    早在硕士求学阶段，刘波就表现出对新诗批评“主体意识”的研究兴趣，他着力解析不同代际诗评家的评论风格，如谢冕的启蒙式批评，徐敬亚的消解式批评，耿占春的哲学想象式批评，陈超的生命体验式批评，沈奇的民间理念式批评，唐晓渡的实验式批评，臧棣的学院式批评等，都被纳入其考量的范畴，且评析往往准确精炼，一语切中实质。在纷繁芜杂的理论森林中，他尤其关注批评家如何重建与实现自我的主体性，在心灵世界中发掘自由个体的批评精神，使批评最终回归创造与实践，即“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创造”。可见，刘波理论视域中的良性批评必须要入心、洗心，与批评者自身的灵魂和心灵相通。
    在《诗歌批评应该是一种生活批评》《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等一系列带有“症候”特质的文章中，刘波为我们勾勒出理想的批评语态。在他看来，那些自说自话、极端技术主义、拒绝及物的表象文字是空洞无味的，甚至正在吞噬着批评的灵魂。很多批评者错置了理论与文本的关系，仿佛文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证明理论逻辑的合理有效。好的批评，应该向日常生活与生命乃至终极价值靠拢，并要让人感受到感性与理性激情对接的锋芒，它需要批评家们“更富原创精神和挖掘再造的能力”，而“想象力的深度发挥，语言的准确表达，都应该被纳入到诗歌批评的核心理念中”。所谓想象力，主要包含着语言和理论两个层面，它们如同评论家的双翼，导引其灵魂步入自由之境。可惜，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往往是单向度的理论之音震耳欲聋，而批评者的声音却日渐式微，甚至完全消弭在扒皮拆骨式的“细读”之中。很多批评者尚未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焦虑，既无法完整、精准地触及理论精髓，也无法将其潜移默化地融入当下的批评语境，其论说因为缺乏论家自身“心魂”的参与，往往显得空洞而乏味，偏执而狭窄，更奢谈对诗人创作能够起到任何引领。作为一名批评家，确立自己在这个文学时代和话语现场中的位置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尽可能守护心灵的真实和灵魂的自由，从“有心”的读者过渡到“入心”的批评者，关注写作者如何将现实关怀经语言中介转化为文学想象，这大概是刘波为自己定下的批评原则。他近些年的写作不乏深睿标举的文本细读，不过又非英美新批评那种唯文本论，全然不考虑作者因素和文化语境，而是有节制地利用理论资源，尽力做到宽窄、多少得当，同时不避讳表达对批评对象的主观判断和审美感受，这正与印象主义批评的某些观念相通。他大概认同马蒙泰尔言及的“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因为冰冷的“零度”批评早已在他这里融化为浸润体温的“温度”感悟。他所评价的文本，必然是能够引起他心弦震动的，能够激发批评者去寻找人性与心性相统一的文字，而灵动与沉稳的平衡点，则是他对内心的忠诚。如贺绍俊说过的：“当代文学就不完全是对‘他者’的研究，而应该是一种对‘自我’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在研究对象中看到自我的影子，如果研究者看不到自我的影子，那只能说明他的研究没有抓住当代文学的根本。”
    读刘波的批评文章，可以清晰把握到论者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如他评价朵渔已将所学知识转化为“一种审视社会、时代与自我的能力”，能够“遵从内心自由的召唤”。诗人的诗性正义与自我警醒，暗合了论者自身的诗歌经验和历史感受，借助主体意识的参与，诗歌批评也生发出创造力和延展性。当面对诗人或小说家的整体写作时，刘波多采用直白的语言去描述其优势和缺陷，评判文本的美感和不足，因其所言所语均来自内心本源的冲动和判断，贯穿着诚与真，且不仅有解构之思，而且富含建构之力，击中要害的同时不忘给予理解和同情，并提供及物可行的“治疗方案”，因此即使是纯粹的批评，往往也令人心悦诚服，坦然接受。
    耿占春曾说“批评是一种别样的写作”，它需要文体意识的参与，刘波也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文体意识之于诗歌批评的重要性。他熟稔现代诗学理论和新批评的技法，却不愿轻下断语，衡量短长，裁定是非，转而采用平实温和、清逸洒脱的笔法，表述自由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使学术文章变得生动好读，不断抵达波德莱尔言及的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空间。语体和思想风格统一，想象力与逻辑能力并举，达到一种成熟的平衡，从而契合了他有文气，有自我，有情怀，有担当的批评观。经过多年的沉思积淀，刘波已经找到了符合自己精神气质和艺术感觉的语言，这种熔铸真感受与纯性情的语体风格，大概关涉到他对批评家的角色定位。他认为批评家绝非文学的拯救者，不宜凌驾在文本和诗人之上，他应该学会重新做一名读者，设身处地去体会写作者心中带有失败感的骄傲，像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所阐述的那样，将诗歌精神化为向存在和语言的冒险与突围。从《“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到《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再到他2017年推出的《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每一部专著的问世，都昭示出刘波在诗学研究上的坚守与勤奋。他对汉语表达之美的虔心挖掘，对诗歌自由精神的理想主义守望，本身就是当前乃至未来文学精神的支撑点与生长点。（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