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好莱坞电影看上去似乎开始有意识的在作品中去反思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价值观，然而其文化语境却仍然是消费主义的。最近上映的《泰山归来：险战丛林》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泰山归来：险战丛林》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的非洲刚果。从1932年开始，《泰山》 便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有过太多次反复的重写，无论是动画片还是真人电影，“泰山”要比金刚更触碰了美国的种族历史。今年的真人版在延续动画版的人设基础之上，更是从人性的角度开始诠释泰山，并将乔治·华盛顿主力瓦解刚果奴隶制的史实融入电影。将泰山的归宿、爱情和自我价值充分升华，本片将这个生长于丛林里的人类故事挖得更深。
    整个19世纪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资源被掠夺，主权被侵犯，人民被当作奴隶贩卖到世界各地。但对欧陆帝国主义国家和北美洲耀眼的资本主义新星——美国来说，却是最好的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让这些在工业文明繁盛起来的国家迅速主导世界。泰山像是逃离工业文明的一个异类，它更像是人类世界想重返世外桃源的一个乌托邦美梦，可惜就算是田园牧歌，却还是有外来者侵袭下的被迫流浪。《泰山归来：险战丛林》 与 《疯狂动物城》 《愤怒的小鸟》等多部当红电影，都不约而同的将文明的冲突纳入或者遮蔽在经典类型片叙事中。如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的紧箍咒下各自念着难念的经，而现实与历史的错位一再提醒任何问题都不是那么简单。
    泰山作为一个原始丛林里被迫遗弃的人类孤儿在猿猴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但他的血统里却流淌着英国贵族的血液。这是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在创作泰山这个人物的时候已经被赋予的一种文化身份，1912年《人猿泰山》发表在通俗杂志All-Story Magazine上，当时欧洲政局已经相当动荡，帝国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作为通俗小说作家的埃德加虽然没有进行严肃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反思，但也敏锐的捕捉到了工业文明对人的摧残，泰山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诞生的。
    巴勒斯生活在帝国观念盛行及帝国主义者横行全球的年代。那个年代的泰山无疑是白人中心主义的，落后的非洲以及土著居民只能当做一个卑微的“他者”，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失去自我和未来。时过境迁，这种意识形态在大卫·叶茨的 《泰山归来：险战丛林》 中消失不见了。这次的泰山是帮助土著居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的“救世主”，非洲丛林被美化成了人类童年的伊甸园，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想象，再也不会代表落后与愚昧。《泰山归来：险战丛林》 在处理种族问题上显得更加政治化，塞缪尔·杰克逊和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的友谊以及剧情转折之处土著黑人居民帮助泰山战胜殖民者的桥段都证明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化“杂糅”状态，“杂糅”是一种向文化霸权抵抗的策略。对于全球化的好莱坞来说，无疑也是一种策略。
    泰山的这次丛林之战在影片中实际上被置换成了关于人性与正义的探讨，克里斯托弗·瓦尔兹饰演的伯爵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的替罪羊，塞缪尔·杰克逊最后通过收集证物来控诉权力阶层的敛财者，实现了对于资本贪婪者的法律和道德审判。
    这是好莱坞的惯常选择，像是隔靴搔痒，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碰到殖民与反殖民的问题核心，作为一种噱头它满足了观众的期待，也间接的告诉文化批评者，说：“看，我们有在反思。”
    (作者为知名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