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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德鲁·琼斯论鲁迅与进化论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大多散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专题研究中，如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的《女性与中国现代写作》、萨利·列伯曼（Sally Taylor Lieberman）的《母亲和中国现代叙事政治》、薇拉·舒衡哲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等。这种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现代文学、或者是现代文化现象的框架中进行研究，是美国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近些年，中国学者才撰文指出，这种方式是鲁迅研究的一种新的途径。安德鲁·琼斯（Andrew F.Jones）的鲁迅研究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李欧梵的《铁屋里的呐喊》、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等这些有影响力的专著问世后，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鲁迅研究专著能造成那样巨大的反响。我想，这不是因为鲁迅不重要了，也不是因为美国学者不关注他了，这是因为，那种以一个作家为主的研究方式越来越不时髦了。”[40]结合美国鲁迅研究的多元化格局来看，诚哉斯言。 安德鲁·琼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也是该校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儿童文学与现代性等问题均有关注。进化论作为一种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假说，与文学本来并无关系，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本土汉学家，如J.R普赛（J.R. Pusey）的《鲁迅与进化论》[41]与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14]对鲁迅与进化论之关系的研究，更加注重探讨进化论从西方到中国这一过程中的变化，并且重视探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追踪进化论的痕迹。 琼斯的《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整本书都贯穿着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向心式细读：鲁迅既是他的研究对象和起点，同时鲁迅的作品及其人生也是琼斯进行深入分析的症候所在。琼斯将鲁迅杂文中所常写的主题进行系列性的阅读，并且与小说、散文中的类似意象并置，从而发现鲁迅用不同的叙事所要表达的困扰。针对有些学者认为鲁迅的唯一遗憾是没有写作出长篇小说的说法，琼斯却在鲁迅的杂文中发现了一些小说的质素，他认为鲁迅的杂文是鲁迅对他与周遭社会关系的非常浓缩的表达，“我们或许能将鲁迅的杂文看作一部汇编而成的‘小说’，一部不能用章节，而应该用日子和专栏尺寸衡量的，对现代历史的记录”[40]。琼斯的做法不仅仅是一种新的阅读鲁迅的方式，也是他的鲁迅研究的突破点。 作为一本论述进化论与现代中国的专著，琼斯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他关注儿童，也是在启蒙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儿童的意义上而言的，即儿童是处于动物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他们代表现代化的未来。在真诚地关注儿童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工具化地把小孩想象成实现未来国家主义使命的重要财富。而在鲁迅的笔下，这种由儿童所代表的未来却并不是那么光明，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以及《看变戏法》等文中，鲁迅的困惑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鲁迅对进化论的一种反思。而且，琼斯从另一方面假设，鲁迅并不写作长篇小说，原因之一是受他所关注的儿童文学和童话这样的文类所影响，所以他的杂文又像是一种童话式的寓言，“篇幅虽小，却具有严肃地对待哲学、历史问题的极大容量”[40]。这也是琼斯很关注鲁迅杂文的原因。琼斯对鲁迅杂文的研究，跳出了政治话语的支配，也不仅仅局限于形式的分析，而是选取杂文所反映的共时的横断面的各种动态的社会情形，来探究鲁迅杂文的寓言性与深刻性。 琼斯此书的第二章《狼的传人：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以鲁迅的《孤独者》作为一个症候，对西方的发展理论话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进行一个横断面的新历史主义式的研究。他认为，鲁迅对进化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质疑和反思。在“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这一节中，琼斯指出，鲁迅在《孤独者》这一小说中不仅关注到了生物学上的遗传继承，同时也涉及到对整个的社会精神、痛苦的继承。“狼的传人”一节则继续对鲁迅的《孤独者》一文进行分析，认为“继承”是《孤独者》的核心问题，魏连殳与申飞就继承性进行的讨论，是对当时普遍教育构想的质疑。与琼斯的《儿童文学》一书中对发展理论的深信不疑并不断付诸实践相比，鲁迅则代表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自然与历史叙事的绝对进化和退化观点的质疑，魏连殳无比绝望地看到了遗传的非能动性，包括他对自己的那些贪婪的亲戚的绝望与无可教化的孩子的失望。因而继承的问题，不仅仅融化在血脉，更多的是体现为品行，化身为孤独，成长为命运。正如《孤独者》中魏连殳所说：“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42] 98琼斯进一步指出鲁迅小说的特点：“叙事里嵌套叙事的循环困境，是在形式的层面上展现意识形态和伦理的循环困境。发生在叙述者与被叙述者、识字的与不识字的、改革者及其改革对象之间的嵌套叙事，使得历史呈现为代代因袭的怪圈。”[43]琼斯的这篇文章是文本细读与新历史主义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他的创新点在于，他注意到在《孤独者》这篇文章里，鲁迅设定了魏连殳的生物学专业，并以此作为突破点，层层深入，势如破竹，将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甚至是整个社会对于进化论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不同选择与诠释分析得十分清晰、到位。相比之下，国内的有些鲁迅研究学者并不重视魏连殳的这一身份，而对这一文本进行传记式阅读与阐释，这种阐释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忽视了鲁迅对发展理论的质疑与困惑这一深层意蕴。 七、结语 本论文聚焦于美国的鲁迅研究之研究，以美国本土汉学家个案分析为主，这一研究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汉学家的鲁迅研究成果及其特征，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其他一些汉学家的鲁迅研究成果有所遮蔽。另外，尽管笔者深入美国图书馆系统查阅了大量的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又从卷帙浩繁的美国鲁迅研究成果之中选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解读，但是难免挂一漏万，难以周全，所以本文的研究工作是美国鲁迅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从这些可能的缺漏说开去，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美国的鲁迅研究之研究还大有可为。 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都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学术背景及其自身的学术立场、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他们的鲁迅研究与中国、日本等一些鲁迅研究专家终其一生持续深入的研究相比而言，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与偶然性。但是，鲁迅研究作为他们学术生涯中的一段经历与一个方向，无疑也丰富了他们自身的学术世界。从客观效果来说，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基于文本细读的学术传统，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纯粹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多意识形态与主观因素的干扰；他们从海外看中国的独特视野也往往能突破国内鲁迅研究代代相承的惯有思路，从而实现鲁迅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对于国际化的鲁迅研究来说，这些跨越语言、民族、国别、身份等差异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世界的鲁迅”研究获得彼此参照、双向返观的比较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