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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5)

http://www.newdu.com 2018-08-03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李松 姚纯 参加讨论

    五、安敏成对鲁迅与现实主义的反思
    现实主义作为19世纪西方的一股文学思潮,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20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就受到了新起的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本来应该是同时期的现代主义,但是,现实主义却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的目光,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演绎,但是由于受政治的规训,中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现实主义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安敏成就对现实主义本身的限制进行了追问。
    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又译为安德森),是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界一位大有潜力的汉学家,不幸因病早逝,但他的学术遗产影响深远,《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与《形式的道德:鲁迅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是他的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李欧梵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安敏成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接近鲁迅小说现实主义基本的模式全新的方法”[32] XI。在《形式的道德:鲁迅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一文中,安敏成认为鲁迅将自己小说的成就归功于西方新形式的介绍这一点至关重要。以此为出发点,他将鲁迅的小说创作看作是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形式的试验,确认了鲁迅的小说与西方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亲缘关系。安敏成认为短篇小说的形式自身在鲁迅这里出现了变异,因为鲁迅“在形式上的试验并非肤浅的技巧练习,而是对心理、意识深处的冲突的挖掘”[38]。
    安敏成对鲁迅短篇小说的分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鲁迅小说中具有讽刺意味的“顿悟”的分析,这涉及到鲁迅的短篇小说设置的“中间叙述者”所揭示的困境——中间叙述者在面对低阶级时表现出了无力感,他无力解决祥林嫂的悲剧问题,也没有办法消除他和闰土的阶级隔阂,甚至对落魄知识分子阶层的魏连殳他也不能伸以援手,但是这个中间叙述者多以“顿悟”的形式逃避了异化的世界带给他的困扰,而不是复原异化了的世界[38]。如《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的结尾,无一不是对现实的规避。现实主义本身有与生俱来的悲剧性,鲁迅短篇小说中的叙述者往往是道德的失败者,叙述本身也“以违背其中人物和变成作者意欲诋毁的残酷社会的同犯而告终”[38]。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运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形式面临的道德困境之一。另一方面,对于鲁迅小说中所运用的曲笔,安敏成也颇有赞誉。认为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把小说的起因归结为变革团体,而非自己内心的感受,是试图推卸掉自己在小说内容的道德上的责任。对于故事的“光明”的曲笔,安敏成认为,鲁迅已经意识到这些是小说的完整形式以外的附加物,因此他将曲笔解释为遵命文学,再一次推卸掉了自己对小说形式的责任,同时也为小说形式上的不足做辩护。可以说,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曲笔的运用中也趋于消亡。
    安敏成对“现实主义”问题有持续而深入的思考,在《形式的道德:鲁迅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继续考察形成了《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这一著作。书中体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因其美学前提和实际社会效果的冲突,在西方学者唯恐避之不及的“现实主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进程,那么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怎样的存在?它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可能和局限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怎样接受和发现现实主义的本性,从而放弃这一现实主义的话语?具体到鲁迅,他是怎样打破和扰乱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模式的?他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了现代文学中的几个重要作家鲁迅、叶绍钧、茅盾、张天翼等的作品对现实主义的使用,对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断裂作了细致的文本阐释,他认为“1920年至1930年间,每一个主要的参与者都发现现实主义其实无力回天,无法兑现它所承诺的社会影响。为了摆脱这种可见的宿命,中国作家有时会另辟他途,或对西方模本加以重塑(鲁迅的变形术),或采用巧妙的戏仿、讽刺在作品中引入自我的批判,这样一来,现实主义模式的局限在遭到质询的同时,它的表现性潜能也得到了开掘”[39] 157。
    安敏成在此书中,从西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敌对社会的激情”出发,以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大众”形象和“主人公”形象等的变化为基础,来确认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被驱逐的过程。例如,以大众的形象来说,安敏成认为“最为显著地变化或许是,20年代小说中常常在读者心中激起恐惧的、愤怒暴乱的群众(笔者注:如鲁迅、叶绍钧小说中的群众)不见了,换之以步调一致、目标明确的政治群体,即:大众(笔者注:如丁玲、叶紫等的小说)”[39] 176。这已经脱离了早期现实主义致力于揭发虚假已经全然不同。安敏成成功地将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旅行”作了一番检视,包括最初被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引进,到最终被驱逐的过程。他在此对革命时代的文学在现实主义问题上的种种变异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而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让读者对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的面貌有清晰的体认,同时也证实了知识考古方法的有效性,以及鲁迅在美国学者的笔下所显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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