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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米尔斯论鲁迅思想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鲁迅研究与国内的鲁迅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鲁迅去世后对鲁迅的盖棺定论，二是对鲁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其中，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实际上也涉及到对整个现代中国思想状况以及社会状况的了解、分析与判断，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意义。总之，这一时期美国的鲁迅研究与当时美国汉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具有一致性。 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大多表现为一种回忆录式的特点，研究者多为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记者，他们的鲁迅研究比起学院派的纯学术研究来说，或许并不具备太多的学理深度，但是他们对中国当时发生的社会革命的关怀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是极其可贵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出现了反共色彩浓厚的麦卡锡主义。60年代末美国“新左派”兴起，他们开始积极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中国，包括对经济的关注以及对制度和思想的关注。这样的氛围无疑给美国的鲁迅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以H·米尔斯为代表的鲁迅思想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米尔斯出身于旅居中国的传教士家庭，久受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熏陶。回国后，她主要集中精力于鲁迅研究。《鲁迅和共产党》[2]、《左翼时期的鲁迅》[30]、《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3]等论文奠定了她在美国鲁迅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她的《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一传记式的鲁迅研究目的在于探讨鲁迅思想转变的过程，尤其是鲁迅从一个摩罗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靠近的过程。米尔斯认为这一过程中有如下几个阶段：鲁迅的成长时期——新生的共和国和《新青年》时期——逐步卷入——走向激进主义——向左转——左翼作家联盟——愤怒与藐视。米尔斯突破了中国本土研究中的结论先行的研究思路，她恰恰是从鲁迅的文本（主要是杂文）出发，并以鲁迅当时与各种不同文学流派、团体之间的论战为依据，寻找鲁迅思想转变的线索。例如在“左翼作家联盟”一节中，米尔斯认为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是鲁迅头一次积极投入政治运动，但是并不代表鲁迅已经站在共产党一边。米尔斯认为，鲁迅对党的态度从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的事件后，从理性、冷静的支持变成了激烈、愤怒的辩护，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是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开始有信心、在关于艺术独立性与民族主义文学等问题的论争中倾向于与左联的主张保持一致。其次，米尔斯在强调鲁迅思想转变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鲁迅思想之间的“灰色地带”，关注鲁迅在重大决定前的犹豫和怀疑，在公开论战中的激烈态度和内心深处的疑惑两者之间的矛盾。她认为，正是从《野草》、《两地书》发现鲁迅的思想斗争的话语场所。因此，米尔斯对鲁迅思想转变的分析，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在每个阶段都考虑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米尔斯也从鲁迅思想的转变、创作的变化来反观其作品特色，其中许多论点有其鲜明之处，涉猎的作品几乎涵盖了鲁迅全部的创作类型。 除了米尔斯的鲁迅研究之外，同时期的舒尔茨、威克兰德、劳伦斯、毕克伟等对于鲁迅的政治社会思想都有不同角度的研究。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管是研究客体所在的中国，还是研究主体所在的美国，都被浓厚的政治气氛所笼罩，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表现在大部分的学者都无法超越以鲁迅的政治思想的分析为研究的起点，对鲁迅创作的艺术性分析的成果则较为少见。因此米尔斯的长文中能涉及到鲁迅作品本身尤其是其杂文特征的分析，实属难能可贵。结合这一时期的国内鲁迅研究成果来看，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56）、陈涌的《伟大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1956）等文章，无不遵从官方的“鲁迅定义”来谈鲁迅思想的变化，或将鲁迅思想进行人为的割裂，把其中“不正确”的思想归咎于革命民主主义；或索性否定鲁迅思想的变化，认为鲁迅从始至终都服膺在唯物主义的思想之下。米尔斯虽然也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并且也主要论及鲁迅思想的变化，但是她能摆脱中国大陆学者鲁迅思想研究的桎梏，通过对鲁迅杂文进行全面考察，从中寻找鲁迅思想变化的线索，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鲁迅研究特色。今天，米尔斯的鲁迅思想研究还依然在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并成为美国学界鲁迅思想研究的里程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