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20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的鲁迅研究在西方英语世界成就最高、实力最强。从总体特色而言，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在学术思路、方法与技巧方面体现为六个维度；从学术个案而言，代表性的本土汉学家米尔斯、韩南、詹姆逊、安敏成、琼斯等人，从社会政治思想、艺术技巧、进化论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开创性的解读。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美国鲁迅研究是美国政治生态与人文学术流变的缩影。从宏观形态来说，美国汉学家绘制出了美国鲁迅研究多彩多姿的版图。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成果形成了与世界范围内鲁迅研究之间的互动与交响，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国际化、全球化、全人类视野中的鲁迅形象。 关键词：美国学界； 汉学家； 鲁迅研究 作者简介：李松，男，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海外汉学及文学理论研究；姚纯，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海外汉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  本文集中研究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在展开这一话题之前，首先对“美国本土汉学家”这一概念进行辨析。美国本土汉学家指以英语为母语、长期生活在美国、在美国院校接受高等教育或取得教职的中国文化研究者。虽然华人学者夏志清对美国本土汉学家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水平评价不高①，他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外国人出众的一个也没有”[1]，但是就鲁迅研究而论，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因研究者迥异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学科训练、学院规范、学术旨趣以及思想资源，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取得了独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的丰硕成果。 一、美国本土汉学家鲁迅研究的总体特色 （一）鲁迅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是早期美国本土汉学家鲁迅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米尔斯（Harriet C. Mills）的《鲁迅与共产党》[2]和《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3] 161~189关注鲁迅怎样转向共产党，包括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几个阶段的明显或微妙的变化。劳伦斯（Lawrence W. Chisolm）的《鲁迅和现代中国革命》[4]考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后续创作对中国现代革命的深远影响。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的《瞿秋白眼中的鲁迅：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辩证法新视角》[5]研究了鲁迅与左翼作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结合详尽的史料，指出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从鲁迅的生平和传记角度来进行研究 舒尔茨（W.R.Schultz）的《鲁迅创作的年代》[6]是美国本土学者第一篇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虽然并未出版，但是此文由于史料丰富、论述充分，常为美国学者所引用。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的《鲁迅的现实观》[7]一书相当于一部鲁迅的评传，对鲁迅的生活经历和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鲁迅与文学保护者的形象》[8] 199~215塑造了鲁迅青年作家的保护者这一形象，从鲁迅创办各类杂志、资助青年作家、为青年作家作品写序等方面肯定了鲁迅在守护文学创作、奖掖青年作家方面的巨大贡献。 （三）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是美国本土学者鲁迅研究的热点 威克兰德（John.H.Waekland）的《鲁迅的阿Q——中国国民劣根的形象》[9]较早探究了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薇拉·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国的启蒙运动》[10]重新从启蒙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对鲁迅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进行了探究。玛丽·法夸尔（Mary Ann Farguhar）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11]论述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乔治·安德鲁（George Andrew Stuckey）的《记忆—传统—历史：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过去的羁绊》[12]分析了鲁迅的《补天》这一对历史和传统的戏谑之作，认为现代作家无论怎样否认传统，依然无法摆脱传统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克里斯蒂安·尤尔（Christian Uhl）的《日本的置换：竹内实鉴于西田哲学的鲁迅研究和鉴于鲁迅研究的西田哲学》[13]考察了竹内实借鉴西田哲学进行的鲁迅研究与经由鲁迅研究阐释西田哲学的这种具有互文性的研究特色。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的《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14]考察了鲁迅通过小说表达的对进化论的复杂态度。约翰·塞缪尔·哈珀姆（John Samuel Harpham）的《酷烈的沉默：鲁迅的呐喊》[15]以鲁迅小说中“沉默”的意象为切入点，认为沉默不仅仅是一种低调的叙述，也是一种独特的技巧，鲁迅整个的小说计划，尤其是他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中国社会的状况，都在由沉默构建起来的一个实际上因反抗绝望而呐喊的框架里。 （四）以鲁迅作品及其文学技巧分析为主的成果较为丰富 帕特里克·韩南（Patrick Hanan）的《鲁迅小说的技巧》[16]对鲁迅小说中使用的反语技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乔恩·尤金（Jon Eugene Kowallis）的《一个带注释的鲁迅古体诗英文译本》[17]对鲁迅的古体诗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海伦（Helen Strand Tokuyama）的《中国作家短篇小说中的压力1917—1933》[18]从心理学上的刺激—反应理论、认知理论等出发，对社会动荡带来的压力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中的呈现进行了分析。其中还运用了计算机分类、析取关键词等定量分析的方法，指出了作家的创造性需要的环境。海伦通过她的系列分析，认为鲁迅在他全职受雇于教育界时创作出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布朗（Carolyn T. Brown）的《铁屋的范式：鲁迅小说中的呐喊和沉默》[19]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鲁迅作品《祝福》中的施虐—受虐行为，认为对受害者困境的敏感和对施害者位置的认识，并对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解构成了鲁迅小说的形式和内容，而呐喊和沉默是鲁迅小说中最主要的一组隐喻。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20]和《形式的道德：鲁迅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21] 32~53则对现实主义本身提出了质疑，同时也考察了鲁迅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形式的限制所具有的自觉认识。克劳迪斯（Nichoias A. Kaldis）的《散文诗及其美学理解——鲁迅的野草》[22]对《野草》中的每首散文诗进行文本细读，作者在一系列的文本细读之外，也关注《野草》的历史语境，揭示了《野草》的语言和想象的复杂意义与情感联系，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历史实践和诗歌潜意识之间内在关系的路径。多葛翰（Daniel M.Dooghan）的《文学地图：鲁迅和世界文学作品》[23]质疑了一种想当然的世界文学的定义，他拒绝将鲁迅的作品定义为传统的世界文学作品，认为鲁迅是一个“跨国文学”的积极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只凭借民族特色而跻身于世界的作家。作者也指出，鲁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外国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五）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研究鲁迅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24]对鲁迅作品中寓意性极强的小说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都是寓言意义上的文学、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保罗·福斯特（Paul B.Foster）的专著《阿Q考古学：鲁迅、阿Q、阿Q的后裔和20世纪中国的国民性话语》[25]对鲁迅笔下的阿Q以及衍生的无数阿Q后裔这一特殊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纳撒尼尔·肯尼斯·艾萨克森（Nathaniel Kenneth Isaacson）的《殖民地的现代中国的科幻小说》[26]探讨了鲁迅对国外科幻小说的翻译，对鲁迅同时代作家的科幻小说的创作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六）对鲁迅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早期的王国维和鲁迅》[27]质疑了郭沫若关于早期的王国维和鲁迅之关系的观点，认为郭沫若将这两个人的研究引向了阶级分析的歧途。艾尔曼认为早年留学日本的王国维和鲁迅的不同之处更值得关注，他们接受的西方哲学影响不同，关注点也不相同，这也是导致他们不同的人生结局的因素。薇拉·舒衡哲的《自愿面对必然：鲁迅、布莱希特和萨特》[28]认为，文艺批评家对鲁迅、布莱希特和萨特三位反抗自己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存有政治上或文学上的误解，事实上这三位作家走向革命政治并非偶然，同时也分析了批评家们在谈论他们的艺术而忽略革命政见的历史原因。胡志德（Theodor D.Huntes）的《胡风和鲁迅的批评遗产》[29]探讨了胡风对鲁迅批评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