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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詹姆逊论第三世界文本视野中的鲁迅 随着文学研究中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多成为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进行研究与分析的对象。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秉承着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思文化殖民观念，发现第三世界文学，并努力构建第三世界文学的独特性。中国作为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鲁迅作为中国的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自然会受到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重视。将鲁迅置于第三世界文本这一语境中进行分析和考察，这是国外鲁迅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耶鲁大学法文系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依托对后现代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他的代表作。詹姆逊曾两次到中国讲学，将后现代主义研究引进了中国，作为反馈，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是他的后学批评成果之一。他提出的“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一说，在今天仍然受到热议。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出路，并不在于与第一世界的文本无限接近。按照他的逻辑，第三世界的文学应当形成一种异质于第一世界文本的力量，与第一世界的文本抗衡，甚至是消解第一世界中心主义，从而达到一种众声喧哗的效果。 具体到对鲁迅作品的研究，詹姆逊的注意力集中在《狂人日记》上，对其他两篇小说——《药》、《阿Q正传》也作了分析。首先，詹姆逊认为前两篇小说可以用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来分析，不过鲁迅小说中的力比多并非性欲，而是与口腔阶段的力比多相关的，涉及到吃，而且是吃人。詹姆逊认为，在第三世界的文学中，“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现实：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4]，这与第一世界文学中那种力比多与社会政治的严重分裂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小说的寓言结构，作者认为，虽然寓言在西方已经是一种过气的创作方式和解读方式，然而在第三世界的文学中重新展示了其魅力。作者比较看重寓言的容纳力，他认为“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然而使整个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欺压他的人——那些喜欢戏弄象阿Q一样的可怜牺牲品，从中取乐的懒汉和恶霸——也在寓言的意义上是中国”[34]。从鲁迅的作品以及鲁迅的人生经历出发，詹姆逊也十分关注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他认为，美国的学术机制过于鼓励个人经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都在狭窄的专业和官僚术语所编织的“真空”环境当中，掌握不住社会整体，因而缺乏鲁迅式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作者甚至认为美国应该把知识分子作用的研究引进人文学科建制[34]。面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尾，作者也敏锐地观察到鲁迅在借此表达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时的犹疑和焦虑，这种矛盾对立的存在正展示了未来的情形。詹姆逊对鲁迅也表达了他的崇敬，他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西方文化研究忽略了鲁迅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不是以无知为借口所能弥补的”[34]。虽然整篇文章都在谈论第三世界的文学，从中国到非洲，从纯文本到影视文本，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詹姆逊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对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文本创作的关怀。实际上，他通过绍介第三世界的文学来给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文学敲响警钟，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三世界的文本应当怎样介入世界文学？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应当是怎样的？ 詹姆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典型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提出的问题，是对西方主流的文化入侵第三世界文化的反思。但是像詹姆逊所说的保持第三世界文学的异质性是否可能？异质性，不仅仅在于差异性，同时也意味着接受的困难。尤其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人们易于接受的并不是陌生化的效果，而是在自己经验中的熟悉化的事物。因此一味强调异质性，第三世界文学要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更加不可能。另外，对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的追求可能会退变成为一种东方主义，一种民俗的猎奇。在詹姆逊的第二个问题中，他试图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及其作品所造成的有效的社会政治影响为例来刺激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但是不难发现，他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作用估计过高，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乌托邦想象。正如同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是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35] 442鲁迅否定了文学之于政治的作用，或者至少想要强调其作用并不大。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更深入地分析了文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殊死对抗，并且太多的文学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如果遮蔽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而一味歌颂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政治性，则难免有所偏颇，华裔汉学家张隆溪的《走出文化杂居：政治、理论及中国文学研究》[36]一文就对詹姆逊充分肯定第三世界文本的寓言化、政治化的态度提出了质疑。詹姆逊的论文虽然遭到了张隆溪的批判，但是，却预示了鲁迅研究在美国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据许多旅美的华裔汉学家的自述，美国的学术环境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寂寞与自话自说，一个学者可以做他任何想要做的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干预生活，甚至这也成了定律[37]。但是，不能对社会形成影响力的学术或者艺术，实际上是失去了其最大的价值。詹姆逊十分正视对文学作品作寓言性的政治解读，试图以此引发美国学术界对自身的反思。如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所言，迂回是为了进入，从这个角度来看詹姆逊的论文，他的观点才更加有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