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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学风严谨，这方面最应该肯定的是不强作解人。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对喀喇汗王朝王室族属问题的研究。作者在详细分析了三种影响最大的假说，即“样磨说”、“葛逻禄说”和“回鹘说”之后，得出结论：迄今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来确定喀喇汗王族的族属。证明方程在给定的条件下无解，也等于解了该方程。证明已有资料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与得出正确的结论具有同等价值。 无庸讳言，作者的文字缺乏飞扬的文采，华丽的辞藻，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无论是谁，只要能够深入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定会倾倒于其逻辑美。我认为，片面追求可读性毫无实际意义。说到底，一部科学著作的生命力不在读者的多寡。 以下简单说说我对这本书的一些意见： 作者在“引言”中说：“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对照此书的内容，书名《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显得空泛且有欠确切。“西域”主要是唐以前“正史”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域，狭义的“西域”仅见于《汉书·西域传》，专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帕米尔以东、玉门、阳关以西的地区。今天，我们使用“西域”一词，也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历史上的新疆地区（当然随讨论的问题涉及的范围而时有伸缩）。作者声称本书所谓“西域”取其狭义，其实所论仅为天山地区，与“西域”古今狭义均不相符。不仅如此，作者所讨论的对像突厥、回鹘、葛逻禄等，在史籍中都属于“塞北”或“北狄”的范畴。虽然塞北与西域关系极其密切以致难以截然划分，但将“北狄”的事迹都冠以“西域”总是令人感到别扭。 另外，综观全书，只有第四章涉及文化转型问题。有关讨论停留在“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萨图克生平活动的年代，全书则在说明“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后嘎然而止，没有能就“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展开。鉴于“文化转型”问题在内陆欧亚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意义，读者有理由因作者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感到失望。 作者比定马苏地《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一书中所传托古兹古思为高昌回鹘，是正确的。但是，在下断语时显得犹豫。唯一的原因是马苏地称托古兹古思为“Kushan城的统治者”，而Kushan既可以视作“龟兹”又可以视作“高昌”之对译。 今案：既然各种证据都指向托古兹古思为高昌回鹘，则Kushan城必为高昌无疑。至于对音，Kushan既可以视为突厥语Qocho又可以视为汉语的“高昌”的同名异译；即使突厥语的Qocho译自汉语“高昌”，且当时中亚人使用的是高昌的突厥语名称。何况，不仅突厥语的Qocho和汉语的“高昌”均译自原语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且马苏地书中所见Kushan直接译自原语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一则，诚如伯希和所考，“中国古音之译名流传中亚者不少，不受中国国内语音变化之影响”（《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高昌”这一地名也可能以原语的形式西传，何以见得马苏地书所见Kushan一定译自突厥语之Qocho。 二则，《北史·西域传》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显然是望文生义。汉代“高昌壁”何来“人庶昌盛”？也就是说不能排除“高昌”最初和“车师”、“龟兹”等是同名异译的可能性。 三则，《汉书·西域传》中“休循”、“危须”、“车师”（及其前身“姑师”）、“贵山”、“车延”、“居延”，与“龟兹”、“高昌”均可能得名于同一个部族，不过是汉人采用了不同的译称，以便区分而已。 要之，“高昌”本车师之地，其地得名之原因与车师相同，选择“高昌”这两个汉字，无非是为了区别于其它同名地区。汉语音译名称往往借汉字赋予某种意义，汉字表达的意义与原语的意义可以毫无关系。《汉书·西域传》的“鄯善”、“去胡来”等，均属此类。 作者说“早在1912年，伯希和在《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一文中就指出它与高昌的对比存在一些语言学上的困难，因为中亚人使用的是高昌的突厥语名称Qocho/火州/和州，而不是它的汉语名称‘高昌’”。今案：冯译伯希和此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不见如此论述。不知作者何所据而云然。 本书在遵守学术规范方面，堪称楷模。但偶然的失误和不尽规范之处还是有的。 一、汉译名有的前后不一致。例如：Prisak时作“普里察克”，时作“普里查克”，乍看以为是二人。 二、正文中提及当代外国学者的论着时直接引用原文（见页18，33，160），似乎不妥。由于讨论的需要，在文章中可以直接引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专门术语。但是书名、文章篇名，一般都应该译成汉文。何况书末有列出原文的参考文献，无妨读者进一步检索。 三、参考文献时见误植。如页235所载梅村坦文献目录的年代范围为“1886-1997”等，皆校对不精之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