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文小说集《重瓣女人花》2017年1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让我们首先介绍晨槿。她是曾晓文作品《重瓣女人花》中的主人公。这部中篇小说因为描写不孕女性的题材而引人注目。不孕女性是一个精神上的弱势群体，晨槿受到婆母从中国到加拿大持续不断的冷暴力，她也在这种冷暴力中心甘情愿地毁灭自我，丧失了人格尊严和基本生存条件，进入了人生的黑暗期。
    不幸的晨槿遇见了幸运。西人律师凯琳自愿为她辩护，让她看似无望的案件峰回路转。然而出狱后的晨槿依然陷入自卑、麻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同为不孕女性的凯琳成立了“重瓣女人花”俱乐部，在这里，个人命运开始具有了社会意义。晨槿开始走出狭窄的自闭，走入了广阔的人生。晨槿终于在友情、爱情的温暖和大自然的启迪中找回了生命的自洽和尊严。人性的自救和救赎，成为了作品最后的结局。
    在曾晓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自救和救赎这一主题的反复出现。在她笔下，很多人物都经历过激烈的人生波折，入狱判刑等重大人生事件在不同小说中的反复出现，并不是作家对故事情节奇巧的盲目追求，相反，它们是个性化人生经历在作品中的分裂、交融和体现。
    社会案件往往是人类情感聚焦的爆发，而在爆发之后的种种人性是作者致力挖掘的线索，沿着这个线索层层递进的写故事后面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人物命运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由此揭示出人性的层面，这是曾晓文写作的特点。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中，社会新闻是相对隐性的，它体现在肖恩这个人物的命运中；在《重瓣女人花》中，这条线索是显性的，开篇就是家暴，然后逐渐递进，层层深入。但无论隐性还是显性，都是作者写作的切入点，是对人性挖掘的独特视角。
    在人物命运的悲剧之后，曾晓文写作的重点往往是生命修复的过程。小男孩展飞之于蓝鸟队的诺瑞斯（《小小蓝鸟》），凯琳之于晨槿，肖恩之于蕾，疗伤是相互的，也是永恒的。在小说《特洛伊木马记·2015》中的薇琪，在修复电脑病毒时也要修复自己。曾晓文曾经说过，她写作的过程是缓慢的自我修复的过程。
    修复是有指向的，修复需要自救和救赎。在曾晓文笔下的人物都具有自救的勇气和能力，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苦难中拯救自己。蓝鸟诺瑞斯通过帮助病孩展飞实现梦想的过程，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而蕾，在与肖恩若有若无的情感交流中，通过一个并不完美的爱情，获得了实现人生意义的机缘。他们都因为来自不同方面的爱而得到了救赎。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永恒的命题，比如给予，奉献，爱与悲悯。也就是说，在曾晓文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都指向相同的主旨，这就是爱的救赎。
    爱的救赎的写作是曾晓文写作明显的特点。曾晓文作品中有明确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绝望彷徨，不是迷茫压抑，而是自我在艰难境遇中的奋斗和生命的回归。而在曾晓文写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普遍的命题，即海外华文的写作者，其文化发生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他们写作的开端往往印证了文学发生中最本质的缘由，就是“不平则鸣”。而这种“不平则鸣”，因为对自身境遇的倾诉和对身边他者生存状态的叙述，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更加值得关注。
    治愈的主题，一直是曾晓文作品中的精神线索。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重瓣女人花》这两篇小说中亦有深刻体现。有人说文学是一种治愈。晨槿与蕾都是这样被爱治疗的人，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通过自爱和爱人得到内心的平复和提升。蕾在经历了肖恩的死亡之后，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两个人一段爱情的结局，由此升华到对其他人的关注和帮助，是作品达到的另一个高度。爱最终战胜了孤独和死亡。
    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平等地讲述中西故事，是曾晓文提出的文学观点，而她的创作是对这一观点的具象表达。在《重瓣女人花》中，这种平等的视野表现得更加明确。在小说中，她不仅讲述了华人女性的故事和命运，还讲述了西人女性的故事和命运，更讲述了她们之间的真挚友情，这种信任和互助建立在平等的人格之上。尽管依然保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背景，在对待命运的安排上，却达到了共识。晨槿在凯琳的启发下，开始正视内心并改变着对不孕女性命运的看法，她逐渐找到了自信。在这里，人物的性格是在不断发展的。从狭窄冷酷的家庭走出来，走向女人俱乐部，走向纽芬兰，这是走向独立自尊的过程，也是一种走向多民族相互理解和交流的过程。可贵的是，作者的叙述是平静和平等的，在作者笔下，任何一个民族和民族文化，都包含着某种共通的意蕴。
    蕾的爱而不得，晨槿的爱而复得，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而苦难终成财富。这种人生升华的主题，在海外女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这正是她们经历苦难之后达到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的达成，无所谓种族和国籍，无所谓肤色和语言，只关乎相同的人性。在相同人性的探索与融合中，讲述人类共同的故事，这是海外作家的特点，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我曾经生存过，我曾经奋斗过，我曾经抗争过”——而不断抵达人生崭新的风景，这就是曾晓文作品中自救与救赎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