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作家对世界的审美解释。就回忆性散文来说，我以为，在介入历史现场时，中年知识分子的发现固然重要，但对这种发现的审美传达，亦是考量散文创作高度的重要指标。在历史“公共”场域之内，能否把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经验进行彻底的个人化处理，使自我镜像中的历史图景得以审美化的呈现，决定着散文的精神质地和艺术品格。这是散文写作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审美的个人化问题，也是当前散文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黑格尔在《艺术美的概念》中所指出的，把“感性的”东西作“心灵化”处理，而如何将这种“心灵化”的内在尺度贯彻到散文写作中，无论是抒情性散文还是叙事性散文，从创作论上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命题。
    每个散文家自有对时间的独特感知方式，在个性化的时间体悟中传达主体的精神世界与心理体验。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谈到，那些儿时在故乡吃的果蔬，那些“旧来的意味留存”，都曾蛊惑他念物思人，让他“时时反顾”。同样，严风华散文集《总角流年》便是作者重拾童年记忆的一次尝试，展示的是人到中年的写作者感知时间的审美范式。无论是在人生经验的萃取上，还是在思想格调和人文情怀等层面，都称得上个人创作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部散文初看起来像是自传，是创作主体反观孩提时代的经验化呈现。这部散文通过一个叫“严霜”的孩子的视角，讲述儿童时代的种种见闻和自身遭遇。然而它算不上一部正宗的自传，首先是作者没有把视线锁定在自我观照的层面，贯穿始终，而是夹带着描述了很多其他人物。其次，碎片化的叙述显然难以有效整合自我经验，使它有别于纯粹以自我描写为中心的人物自传。第三，《总角流年》有别于凸显艺术性的抒情散文，又与纪实性的回忆性散文相区分，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而且在叙述上（尤其第一节对家族历史的叙述）带有明显的传奇性和虚构性。
    严格说来，一切文学语言都带有虚构性质，而《总角流年》给人感觉却特别真实。这种真实性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文体错觉，让读者久久难忘其纪实的印象。其实，严风华的叙述与纪实散文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性特征。严风华是一个敏感的“有情人”，他对故旧人事和历史场景的重访，不甘于在美学上退回到自然主义，而多少携带着自我情感因素。我们看到，童年的纯真、惶恐与作者讲述中所流露的怨恨与悲愤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情感张力。而这正体现其审美性和文学性。从另一角度看，上述文体界定的困惑以及容易造成的种种审美错觉，正好映射出严风华散文美学的复杂面向，而这也恰是其散文审美价值的体现。他深知，貌似纪实的讲述、小说笔法与审美情感的融合，必将造就别开生面的作品。这种情况有如鲁迅自称《朝花夕拾》“文体大概很杂乱”，这一“杂乱”美学体现了作者文体创新之理想。
    二是中年视野。不同年龄的作者观察世界的角度与方式，以及作者与审美对象之间的“时间差”，是影响散文写作审美风度的重要因素。《总角流年》是中年时期的“我”对自己童年往事的讲述，浸透了中年知识分子对自我与时代的沉思。作者如今已知天命，在这个人生节点观照童年，其中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这种时间上的距离本身就为写作提供了一种叙事张力。而有关“文革”记忆，在巴金、陈白尘、杨绛、孙犁、黄裳等前辈作家眼里则是另一番景象。由于他们“文革”中处于中年时期，人格尊严饱受摧残的精神苦难，对他们而言更加刻骨铭心，同时，他们创作时间上与那段生活相隔较短，写起来必然心有余悸，很难做到平和与淡定，而是怀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走向觉醒。
    面对那段看似久远而又不时重现的早年人生及其社会世相，严风华没有显露老一辈作家那种怒火中烧的表情，也没有像杨绛《干校六记》那样，对所经历的苦难进行戏谑化调侃，而是在时间流逝中滤去了那种激烈之气，将苦难记忆打入清淡如水的日常描述。这使我想起余华长篇小说《活着》，在叙述视角上青果老爹对历史的回忆性讲述与严风华的童年叙事具有相似的一面，都是通过时间的落差构成审美势能，冲击读者的神经。不同的是，《活着》是纯虚构文本，青果老爹的身世与老年悲凉的现实处境之间，形成一种基于审美距离的苍凉之美，而严风华的回忆性叙事，是立足于现代视点去打捞童年记忆中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检视并发掘湮没在历史烟尘之下的人性秘密。如果说余华《活着》以宽厚之心直面苦难，显示出苍凉和静穆的美学风格，那么，严风华的讲述落到日常，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苦涩，一种心酸，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气。他能直面灵魂中的黑暗成分，提醒读者去体谅那些苦难，去反思那些斑驳陆离的人性景观。
    人物是严风华散文之精魂所在，是呈现童年经验和情感记忆的重要载体。重温那些碎片化的记忆，对他来说，是一次百感交集的心灵之旅。这是因为，回望的视点紧扣家族人事与命运，通过亲人的生活际遇又能辐射到社会历史风云。因此，与其说这部散文是童年记事或历史叙事，毋宁说是亲缘叙事或家族叙事，落到叙述中便是系列亲人形象的精心绘制。比如，大伯、哥弟、阿耶、哥细、父亲，这些人物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深深烙印在作者的记忆中。他们的情感与经历，痛苦的，快乐的，酸楚的，都在平静的叙述中重新苏醒和复活，从作者敏感的心灵流出，而人生的体味和严肃的沉思浸润其中。作者以平淡醇厚之笔勾勒家族群像，同时，透过世事沧桑反思人性，在荒谬逻辑中重审历史。这种带有强烈情感性又不乏反思力的书写，让人想起鲁迅回忆性散文中所创造的系列人物：长妈妈、韦素园、范爱农……两者境遇不同，面向各异，却与整个时代相连。这些略带灰色的人物及其人生遭际，向我们昭示了世事之无常、人性之冷暖与命运之吊诡。
    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哥弟聪颖好学，成绩名列第一却不能上高中，“我”坦白交代错误的真诚，换来的却是韩老师无理的鄙视。家族成员因为地主成分被扣上“黑五类”的帽子，贬为二等公民，处处受到社会歧视。应该说，这种“身份”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的惶恐、压抑的精神状态，在那个特殊年代具有普遍性。对这种记忆的咀嚼，作者自然刻骨铭心，辛酸满怀，在读者心中也能产生强烈共鸣。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暗含的批判立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已有大量呈现。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方式，只要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散文的主体性审美原则。
    作为中年知识分子，严风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对特殊年代荒诞经验的重审和反思，自有他的深刻性，但过度强调时代和制度等外在因素对人物生存及命运的影响，是否无形中会忽略对人本身的现代性审视。社会历史因素当然是家族悲剧产生的重要因子，但一味放大这种“外力”作用，而缺少一种内省机制，是不是会简化人性复杂面向的呈现？以卢梭《忏悔录》来看，那种直面人生、正视自我、逼近灵魂的姿态，展示了“一个资产阶级个性的‘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却像阴沟一般肮脏污浊的全部内心生活”。新时期前辈作家“文革”回忆性散文（如巴金《随想录》）同样如此，一面是批判，一面又是忏悔。这样说倒并非想以此否定《总角流年》的审美价值，可以说，在当下散文格局中它具有很强的审美辨识度，不仅视角独特，而且吸收了自传、纪实和小说等多种笔法，给当下散文创作带来诸多启发。我关心的是，散文家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向内心进发的步子能否迈得再大一点？
    文学是作家对世界的审美解释。就回忆性散文来说，我以为，在介入历史现场时，中年知识分子的发现固然重要，但对这种发现的审美传达，亦是考量散文创作高度的重要指标。在历史“公共”场域之内，能否把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经验进行彻底的个人化处理，使自我镜像中的历史图景得以审美化的呈现，决定着散文的精神质地和艺术品格。这是散文写作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审美的个人化问题，也是当前散文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黑格尔在《艺术美的概念》中所指出的，把“感性的”东西作“心灵化”处理，而如何将这种“心灵化”的内在尺度贯彻到散文写作中，无论是抒情性散文还是叙事性散文，从创作论上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