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光前三部报告文学代表作《没有家园的灵魂》《生死一线》《瘟疫：人类的影子》曾蝉联鲁迅文学奖，到2008年以后的后三部报告文学《中山路》《横琴》《大国商帮》，这些作品奠定了其报告文学创作历程的几大脚印。从前三部到后三部，能明显地看出他是在寻求变化，寻求突破与创新。这有可能是他到了60岁前后有了自己更深入的思考，觉得在写作上、创作手法上、关注点上要自觉进行变化。这是其创作生涯的一大“变法”，这个变法目前看来是很成功的。
    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创作，很好地传承了中国报告文学和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传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是面向社会、面对生活、参与现实、经世致用。报告文学具有经世致用、资治资政的功能或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国家改进政府管理，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2016年《中国作家》杂志在评选鄂尔多斯文学大奖时，杨黎光的《横琴》摘得大奖，评委会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的好评，认为其切近当下，对国家改革发展未来的走向大有参考借鉴意义。他的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功能，他写的后三部报告文学，是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部曲，他用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一直在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思考中国道路走向这一宏大主题。这是杨黎光的一大创造与突破。
    《大国商帮》是一部具有“冒犯”精神的书。首先，它究竟是不是一部报告文学？它事实上对传统的报告文学概念形成了一种背反或侵犯。传统上认为报告文学就是写人、记事、叙史、立传。但这部作品若定义为一部历史著作亦可成立，《大国商帮》写的是粤商发展历史。如若认为是一部思辨性著作也有道理，因为作者确有诸多独到的思想发见和阐述。这是一部思辨体或学术体报告文学。作者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参考引用了大量文献。作品的一个标签是“粤商发展史辩”，它是杂交的或跨界的一种写作，超越了文学，也超越了单纯的史著，突破了传统的报告文学的范畴，明显地构成了一种“冒犯”。其次，作品的冒犯性表现在思想观点的阐述上，其中有许多独到的发现，比如作者提出：辛亥革命归根到底也是一场商人的革命；粤商引领中国工商业不断追赶世界的脚步，成就了中国两大经济中心（上海和广州）的崛起……这些观点都振聋发聩。包括他提出：由粤商充当操盘手的洋务运动，让中国有了自己的铁路、矿厂和轮船公司，由粤商经营的环球百货公司彻底改变了传统商品销售模式与消费概念，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使得现代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开放、创新、进取是粤商的传统，也是粤商的特质……很多论点大家可能未必赞同，但杨黎光敢于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对传统的商业研究、历史研究的一种“冒犯”。
    《大国商帮》抓住了几个坐标支点：一是抓住了商人与国运的关系。同时抓住了广东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海洋与陆地、沿海与内地的关联，包括抓住了粤商与晋商、徽商的对应关系。在这几个坐标支点上来考察粤商发展历史，这是本书很鲜明的一个特点。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道清醒剂和营养剂。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最早的成名作是《无极之路》，最近又写了一部《塘约道路》，他用报告文学在探讨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将来如何走向的问题。杨黎光写下“现代化三部曲”：在《中山路》里，中山路不只是一条条道路，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实业救国之路；到《横琴》这部作品，对珠海横琴这个改革样本进行5年的观察与思考，探究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路向；一直到今天的《大国商帮》，考察粤商发展脉络，实际上他所考察的也是一个道路的问题，或者说他是在探析中国在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上将来该如何走向，过去又是怎么走过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就是要思考中国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问题。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一个宏观战略的问题，由一个报告文学作者来完成，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大家的风度或气度，一般的作家也承担不起这样的思考。
    《大国商帮》实际上探讨了中国如何从古代走向近代；《中山路》探讨的是中国如何从近代走向现代，《横琴》所要探讨的则是中国将如何从当代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30年走向后30年。作家考虑的问题比一般人深广，忧深思广。这个三部曲也构成了杨黎光写作新的三个、追寻现代化进程的脚印。《大国商帮》最早写到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南越国，一直到唐代专门给外国人设立番坊这样一个聚居区。到了明朝时出现了牙行和海商，到清朝则出现了十三行、行商、买办，一直到民国摩登时代出现了侨商，到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粤商继续领风气之先，这个脉络非常独特，而且这种书写也和常规报告文学不同，常规报告文学强调写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情，但杨黎光所写的历史内容却越来越遥远，延伸到了秦汉，这样一种写作也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刷新，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追求与抱负。作品中写到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数千年的粤商发展历程，作者用一本书、用具有文学性的形象的文笔将其写出来，这需要高超的才力和驾驭能力。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