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可心的这本小说集，让我想到了前几年看过的一部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六个小故事，六种人生的绝境，串连起了一幕世间辛酸又粗粝的风景。
    《头顶一片天》集子里的五个中篇小说也是一片荒蛮意味，由卖肾到护子而杀人的父亲，替人顶罪入狱终至无家可归的长兄，与青春期女儿死都无法和解的母亲，深陷婚外情欲泥沼、或长期忍受歧视与家暴的人妻。这些普普通通而又活得惊心动魄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某一部分的日常，或许我们很难看见这种日常的“受难”，或者身处于其中而并不自察，甚至察觉了也并不朝那暗黑之处去多看，然而他们和她们到底存在。
    这些存在者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命运谱系，他们不如意，挣扎而毁灭，仔细来看，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层级之中：底层，监禁，丈夫的抛弃，亲密关系的牢笼，施虐与受虐……他们的“受难”有命运的偶然性，但更多地映照出他们所处的环境如同荒漠般让人难以忍受，同时也激发人的“原始”之强力。这些人物无一不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同时为这些烈性的决定而承担代价。
    一个问题是，为何在这个日趋富足和稳定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的荒蛮故事的存在？它们是怎么起因的，又该如何收场？无论如何，这些故事一一唤起了我们深沉的同情，我相信在读到那些惨痛的结局，那些诗与自白，那些情感的定格与延迟之时，所有的读者都会动容，再回顾小说中所有社会与情感关系的一一崩坏，也都会唏嘘不已。那么，一定是我们身处的世界还存在着巨大的褶皱或是边缘地带，难以触摸，难以言说，而其中的人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用各种方式铤而走险。
    《头顶一片天》和《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两篇小说中描写的“西山”就是这样一种边缘地带，西山是一个被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遗忘了的地区，它是“吉林市最穷的地方”，意味着贫穷、封闭、停滞的一切，一个被折叠到了最底层的空间。杨八想让他的儿子考大学出人头地而离开这里，陆大壮通过替人坐牢的方式，让他的家人得以离开。离开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离开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像杨八夫妇、陆氏兄弟这样的人，除了在分工链的最低端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外，仅有另外一种剩余价值，即身体——器官。杨八在电线杆子上看到了李大国求购肾脏的广告，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落入了一个美梦与噩梦交织的陷阱。买卖器官是法令所禁止的，然而它却不可能绝迹，因为它符合一个抽象的市场自由逻辑——愿买，愿卖，穷人似乎也有走上这个市场的资本，却无法预估到这有多么可怕。杨八的肾脏在被移植者的身上发生了排异反应，于是李大国进一步要求购买他的儿子的肾脏，在金钱构成的逻辑与权力中，他无处可逃，他的一举一动如蜘蛛网上的昆虫，全然掌握在有钱有势者的手里。为了儿子，他只能彻底变成了法外之徒，他杀掉了李大国的姐姐——那个等着他儿子的肾脏的女人。
    同样，陆大壮的顶班坐牢也是用身体去交换生存境遇的改变，但出狱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却再度从这个交换的结果中被排除出去了，变得无家可归，最后还是这个卑贱的地方接纳了他。小说结尾处，陆大壮独自躺在西山的岩石上，夏日的阳光把岩石炙烤得温热，夜晚的凉风吹尽了贫民窟的臭气，陆大壮想起了童年，弟弟、暗恋的女孩以及母亲，这一场景让人想起哈代的《荒原》中的那片高地，荒芜、明净，令人痛心。
    这两个男人都遭遇了生命中的莫大的悲剧，但在这样的悲剧中他们自身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很欣赏作者恰到好处的心理描写，在多数情况下采用了半限制性的视角，人物的内心活动处在一种半开放的状态之中，并且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就以杨八为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针对他的心理描写很多，也很细腻，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境遇有非常多的考虑。尤其是在卖肾的过程中，他不断地计算自己的得失，不断揣度李大国以及周围每一个人的状态，甚至还有一点迷恋躺在病床上的李大国的姐姐。然而，这种细致而深的心理呈现在某一个时刻戛然而止，转折点在于，有钱有势者对他布下了天罗地网，逼他同意再度献出儿子的肾脏，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他潜入医院杀人为止，杨八丧失了他的主体心理视角，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客体”。
    这种由“主体”到“客体”的转变，是颇有意味的，在这个冷酷无情的故事中，杨八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被侮辱与损害者，然而与小说集中的其他小人物一样，他们作为受害者，与施害者分享着同一个逻辑。杨八之所以要去卖肾，是因为在他的想象中，用自己老迈残破的身体（低成本），可以换来某种高收益（十五万），这种自我商品化和投机的冲动，赋予了人物心理深度的可能，是交换与售卖的行为中的“自由选择”权构造出人的主观意欲与情境，当杨八反复考虑这一行为的起因与结果时，他就成为了现代文学中的有深度的人物，他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的复杂程度，与他的心理状态的细微程度是成正比的。而他唯一没有预计到的是，从自我商品化的逻辑中，能推导出一切方面的重新估值，他视之为“天”一般重要的儿子，竟然也落入到了这个逻辑之中，因为哪怕是“天”有一天也会变成购买的对象的。儿子不能受到任何伤害，“天”绝对不能塌陷，面对人伦和亲情的底线的挑战，杨八转而成为了缄口不言的沉默的杀人者。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头顶一片天》的现实性和由此而来的感染力非常强，这可能就是它被改变成为艺术电影，并屡屡获奖的原因。实际上整部小说集里充满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与人物。如果说，当代小说常常会因为远离生活现场而显得整体不够动人，特别是由于新闻传媒资讯的发达，我们几乎已经遗忘了小说在这方面的功能，而《头顶一片天》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小说叙事所带来的冲击与感动。文学是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不是胡编乱造，想象力实际上取决于作家的再现能力，取决于对生活现实的理解和多层面的遴选，在这一点上，王可心是非常敏感而准确的。
    这个小说集里的另外三篇作品以已婚女性为主角。《亲亲，我的宝贝》描写一位精疲力尽的母亲丁大露，她的女儿任小米是一个“问题少女”，丁大露像当代社会所有歇斯底里的母亲那样，在女儿身上寄托了许多的希望，然而女儿的表现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合作。为了和女儿的和解，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耗尽了健康、钱财和尊严，她的不如意的生活最终吞噬了她自己的生命。另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是《春天里》，保险推销员何梅英，长期忍受着家庭暴力和歧视，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叔嫂留下的孤儿，以及一份价值不菲的保险金，因为贫穷和受难，她的生存欲望压倒了一切。和《头顶一片天》里的杨八类似，她企图用一个小小的骗局，来换得自己生存的尊严，从生存的荒蛮意味着眼，似乎将有一个同样的崩溃性的结局等待着她，然而也许是专属于女性的母性拯救了何梅英，最终她失去了钱财，也放弃了出走，而选择了留在孤儿的身边，故事的终局发生了小说集中唯一亮色调的逆转。
    纵使如此，仍然很难想象作者用这么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笔调，来描写家庭中随时随地发生的暴力，仿佛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女主人公在暴力生活之中，仍然继续着她的工作，她的梦想，她的小算盘和小聪明，这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吧。在这些涉及到情感和日常生活处境的故事中，很少浪漫化的煽情。这三个女性，如果再加上《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里的铃铛，可以构建出一种基本的女性现实，即被贬斥了的女性现实。她们都不是又漂亮和又成功的类型，即使像丁大露这样，丈夫身居要职，但丈夫“只是拿她当成自己孩子的妈”，在这层关系之外，她和丈夫的身心几乎没有任何关联。陈茜自身是有着很强的女性魅力的，但这种魅力由于陷落在日常琐事，以及窘迫的经济处境带来的夫妻关系的僵局中，反而成为了一种自我压抑。绝症和出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被贬斥了的性别处境的写照。
    可以看到，这些小说中没有什么人的行为得到了重点渲染，无论是妻子、丈夫、情人，兄弟，或是年轻的儿女们，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并不圆满的轨道上运行、碰撞。在描写小人物的奢侈欲望之时，小说家的笔调节制而不加粉饰，这种笔法让我有点想到了福楼拜，也有点想到美国的女性小说家奥康纳。当然，《出轨》中的陈茜并不是包法利夫人，她所面对的并非法国十九世纪的乡村风俗，也不是美国南方的荒芜与寂寥，而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代际、性别和社会关系中的种种纠葛。小说的结尾处，她与情人在一起的照片被上传到了儿子的班级微信群，这当然意味着极大的失控，而这种失控的结局简直就是前现代与后现代的混合，尤为荒唐蛮横而不可理喻，它涉及整个失序的环境，而这一环境的失序应该由女性来承担多少责任呢？回到《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为家庭付出了极大牺牲的陆大壮，竟然被弟媳铃铛设计陷害而沦落街头，然而如果没有铃铛这个“外来者”的存在，他是否就能与他的家人们安然相处呢？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陆大壮的叙述视角以外，另外一个主要叙述视角被分配给了铃铛，这个从西山的环境中侥幸走出，又处处受到新的生活的逼迫的女性，在别无选择这一点上，铃铛并不亚于大壮。这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陷害”行为的内涵（有趣的是，当小说展现“陷害”的情节时，铃铛的心理活动同样消失了）。《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因为铃铛的存在，而成为真正多声部的故事，正如真正的苦难从来都是多声部的一样。
    出生于印度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曾经提过一个重要的问题，底层能否言说？这里的底层并非仅仅指向经济学意义上的穷人，也指向在各种权力关系中的被剥夺者、被操控者和失语者。小说的一种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还原各种各样的言说视角、权利和后果，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你会发现它的力量，甚至让我们希望在这些沉甸甸的故事面前掉过头去，然而又忍不住要去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