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1980年代的最初印象来自《人民日报》。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亦无意用反讽的语调来描述自己的经验。很多时候，与一段历史相遇确实充满了太多的偶然与巧合。大约是从1989年的夏天开始，爸妈每天下班后会把单位的《人民日报》带回家给我看，这个“课外读物”伴我完成了从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的过渡。那个时候，五年制小学的孩子在三年级时便基本上掌握了常用汉字，并开始学写作文。在当年的贫困县的县城里，实在是难以觅到今天所谓的儿童读物来进行阅读/写作训练，于是，《人民日报》便成为政治永远正确的父母的唯一选择。就这样，我对自己出生的年代开始有了模糊的记忆。我之所回忆起这段经历，是因为弋舟的写作让我意识到，我个人经验中关于一段历史的暧昧不清的记忆片段，后来却成为“刘晓东”们或者说历史中某代人心中的块垒。这种因为一个时代而建立起的脆弱、隐秘关联，让我面对弋舟的写作时显得兴奋而焦灼。兴奋是因为有人向我吐露了一个时代的阴影和秘密，而我恰恰路过这个时代却又擦身而过；焦灼则因为我并不清楚，这种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可以共享的社会记忆并与当下建立联系。
    对于“刘晓东”们来说，1980年代是一场成人礼，不管是个体/肉身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在这段历史中，他们完成了价值观的建立、崩坍或转向。尽管他们在当下已经是“知识分子，教授，画家”（本文所有引文，除专门标注出处的地方，其余均引自小说集《刘晓东》），1980 年代依然是他们生命中如影随形的幽灵。与用身份、地位、金钱撑起的光鲜的社会形象相比，历史的幽灵无疑更偏爱真实而瘦弱的灵魂——他们曾被“理想主义的光芒”吸引、灼伤而又念念不忘，只是“整个时代变了，已没了他发言的余地”，于是面对世界的方式只能是或对峙（《等深》中的周又坚）、或瑟瑟发抖（《所有路的尽头》中的邢志平）、或犬儒（三篇小说中那个喋喋不休的叙述者刘晓东）。
    二、
    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现有的言论空间阻碍了我们继续谈论1980年代的挫折与伤痛，并进而影响到对《刘晓东》的继续讨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曾爆发了一场以声讨历史为名的文学运动，参与者无不在鲜血与暴力的展示中获得了政治正确和道德净化的快感，于是早于1980年代的那些伤痛和挫折就被顺利地归结为历史的“断裂”、“变异”、“病变”的结果。由此，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迅速完成了与自己参与创造的历史的切割，事实上这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自我捆绑和自我禁言。
    尽管1980年代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弋舟的叙事，然而弋舟确实无意复活“伤痕文学”的思路去追讨历史责任和道德承担。因为，如果把“刘晓东”们解释为历史的受害者，那么又如何解释多年之后拥有了“知识分子，教授，画家”等社会精英身份的“刘晓东”们？如果，转而承认他们亦是“体制的受益者”，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已与历史达成和解，就此修复断裂的历史？事实上，在“受害者”与“受益者”之间，在发现历史连续性中断裂的瞬间与重建断裂历史中的连续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缠，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和肤浅道德诉求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刻意预设某种立场去书写或解读一段历史的罪与罚，本身边便涉及写作和批评的伦理问题。因此，讨论“刘晓东”们所涉及的问题，最关键的地方在于，1980年代的光荣和挫折如何进入“虚构”，在具体经验的层面建立历史与当下的关联。
    弋舟一直在历史记忆、精神创伤与当下的生活之间寻求充沛而丰富的叙事张力，他的叙事来来回回穿梭于“那个时候”的回忆与“这个时代”的陈述之间，充满了历史辩证法的色彩（笔者注：“那个时候”、“这个时代”这两个标示历史年代的词语反反复复出现于“刘晓东”们的故事中）。这一切源于弋舟始终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刘晓东”们作为历史主体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启和落幕，他们以自身的言行参与、建构了那个时代的激荡和颓败；“刘晓东”们深知他们精神乃至日常与那个时代的同构与呼应关系，而绝非仅仅是被历史潮流携裹的盲从者。
    所以，时过境迁之后，他们固然可以如前朝遗老那般执念往事——“那个时候，茉莉是一个将十字架戴在胸口的女孩”，却也认识到幻灭降临时的代价——“他这个无辜而软弱的人，这个‘弱阳性’的人，这个多余的人，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他们一边温习着那个时代的高蹈——“他生命中第一次远行，就遭遇了一个诗人。在那个时候，这不啻是和一整个时代正面相遇”，一边却又能清醒地反思、挤压那个时代的精神泡沫——“现在看来，尹彧当年的诗，的确不足以进入文学史”；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当下相对优裕的物质生存状态——“我们都曾经被迫逃离，后来我们也貌似过得都不错”，然而却总是难以平衡两个时代之间的精神落差，于是他们成了时代的分裂症患者、“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
    于是，刘晓东们成为了这样一种群体：告别激昂和虚妄并存的大时代之后，投身于精致而市侩的小时代；背负着大时代的幽灵，享受着小时代的恩惠。他们的肉身在两个时代的精神和日常中“踟蹰和徘徊”，从而让自己的故事成为时代症候的载体，汇聚其中种种经验一端连着真实与虚妄相交织的历史，一端指向心不在焉却又蝇营狗苟的当下和未来。
    三、
    弋舟觉得“刘晓东”这个名字“以自己命名上的庸常和朴素，实现了某种我需要的‘普世’的况味。”在我看来，这“普世”指向的是经验的复杂。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刘晓东”们的故事的远景是政治、历史，纹理中却布满世情和日常，构成这些经验的是诸多充沛、饱满的细节。这些细节把“刘晓东”的故事引向诸多的可能性。因此，与其对这些经验进行分类、定性，倒不如紧贴细节去体会这些让人心力憔悴的故事里所弥漫的繁复的思绪和情感。
    大学教授刘晓东及时地阻止了一个未成年孩子周翔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孩子的父亲正是自己的大学同学周又坚。周又坚多年来的沉默与颓废深深影响了孩子，以至于当周翔发现自己的母亲（也是刘晓东的大学同学）与上司关系暧昧时，便以为发现了父亲消沉的原因，于是试图用快意恩仇换回父亲的尊严。刘晓东在找到周翔时，一个令人焦灼的问题浮现出来：“我觉得我此刻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由此，历史变动、精神创伤与当下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便在《等深》这个故事里建立了联系。
    我并不认为此刻刘晓东的不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矫揉造作。很显然，刘晓东的焦虑来自于自身的精神创伤以及这种精神创伤对后代的遗传和感染，毕竟小说里还有个孩子名字也叫刘晓东。这一点绝非空穴来风，至少有研究会言之凿凿地宣称：“今天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材料，证明确实有精神创伤的代代相传……父母的过去被转移到他们的子女的幻想和感情生活中去了……在当今的形势中，确实有一种精神创伤正在发挥影响——而且既是在个人层面，也在集体层面上发挥影响。”（【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但是，科学研究能阐明问题的发生机制，却无法面对历史的吊诡。正如小说使用了海洋地理学的名词“等深”作为小说的题目。我们很容易理解从“等深流沉积物”到历史遗迹、历史残留物这样的隐喻生成过程，只是如何解释、如何祛魅又是另外一件让科学措手无策的事情了。
    我固执地认为，弋舟在写下刘晓东的焦虑时，一定想起了近百年前鲁迅的感伤：“救救孩子”。我无意在文学史意义上把弋舟和鲁迅关联，而是觉得弋舟重提了百年来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死结，即历史断裂与精神创伤。我所说的“断裂”并非是指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所造成的历史转向，而是指历史叙述刻意制造的中断和隔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历史记忆代际传承时所设置的禁忌和空白。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每一代人总是在上一代人的沉默或言辞闪躲中度过，在对过去无知和对未来的不可想象中，独自摸索。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莫名其妙的不安的感觉，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被抛弃、被伤害的感觉。如此反复，始终没有尽头。所以摆在刘晓东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如何重建历史记忆的代际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刘晓东首先面对便是如何重评“那个时候”，其实便是如何看待孩子的父亲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我们毕业前那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从骨子里粉碎了周又坚。整个时代变了，已经根本没有了他发言的余地。如果说以前他对着世界咆哮，还算一种宣泄式的自我医治，那么，当这条通道被封死后，他就只能安静地与世界对峙着，彻底成为了一个异己分子，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
    历史在一代人身上刻下印迹之后，人群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成为“貌似过得也不错”至少表面上看似正常的刘晓东，一部分携带着与当年的刘晓东同质的部分驻留在往日的时光里，“将世界戛然卡住”，成为“那个时候”的活标本。于是，才有了刘晓东对着孩子谈论周又坚。这其实也是今天的刘晓东在对着昔日的刘晓东进行回忆、凝望、反思。“街头”、“呐喊”、“咆哮”、“夏天”、“疾风骤雨”、“风口浪尖”等片段拼贴了一个时代“沸腾的往事、辽阔的风景”。然而，当刘晓东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回忆与周又坚患有“癫痫”常常因为外界刺激不断“昏厥”这样的生理病症相关联的时候，他的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事实上，“癫痫”又何尝不是“那个时候”社会精神症候的一种隐喻呢？但是问题另一面是，这“癫痫”中毕竟承载了他们当年对美丽新世界的想象，而且他们亦付出了代价。所以，刘晓东最后对孩子说：“周又坚是有正义感和羞耻心的人，他在生理上的痼疾，其实更应当被看做是一种纯洁生命对于细菌世界的应急反应。”刘晓东小心翼翼而又有所保留地挤压了那个时代的泡沫和不堪，提取了那个时代他们所珍视却不免有些夸张和美化的品质，颤颤巍巍地交给了孩子。
    “发自肺腑地想要给周又坚的儿子、我们的下一代，树立起一个完美父亲的形象”这种诉求，于个体而言即真诚又现实，于一代人而言，则可稍稍化解历史的重负。多么艰难的交流重建啊！尽管这样的交流显得力不从心、战战兢兢，然而历史记忆里晦暗的硬块开始微微地松动，那些因历史变动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似乎也有了疗救的可能。 这让我想起集子里另一篇小说《而黑夜已至》的结尾：“黎明将近”。
    四、
    作为一个集子中的系列小说，每一篇似乎都指向“刘晓东”们的某一种面相。在《而黑夜已至》中，历史的梦魇似乎渐行渐远，“刘晓东”们的当下状态便成为叙事焦点。刘晓东情人的学生徐果找到他，这个姑娘声称十年前自己的父母死于一场车祸，肇事司机找人顶罪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如今她需要别人协助她向如今已为巨富的司机讨回物质补偿。政法大学的艺术系教授刘晓东后来发现自己帮助别人完成了一场诈骗，尽管这场骗局的初衷多少还显得有些无私。
    虽然与《等深》相比，这篇小说存在着一些过于明显的“偶然”和“巧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审视已陷入“中年危机”（笔者注：这个名词并未在三部小说中出现）的“刘晓东”们的基本状态——“如今我是个抑郁症患者，我自我诊断，自我归咎，我觉得我欠了这个世界的”。“中年危机”、“抑郁症”、“精神创伤”存在着相似之处：深陷时空的某个节点，退不出来迈不过去；在个人或真或幻的悲哀中不断沦陷，对外面保持着尖锐的敏感却又拒之千里；看透了世情的运行规则和底线，对自己却无限放纵、宽容。正如刘晓东躺在情人的床上感慨的那样：“是的，这城市很糟糕，那么空，却又人潮涌动，一个早上就会有7个人死于车祸，下着和山里不同的肮脏的雨；人的欲望很糟糕，可以和自己儿子小提琴老师上床，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可以利用别人内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罪，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此时的刘晓东已经放弃了对外界对自身的任何抵抗，自我感伤自我哀怜的情绪遍布全身。
    与此相对的是，徐果对刘晓东说过：“是的，你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刘晓东想要自辩却又无能为力。因为，这段在文本语境中并无嘲讽之意的话无意中透露出些许社会真实。尽管“刘晓东”们已经无力也无心参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问题，然而在更为弱势的人的眼中，他们依然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或多或少地分享着体制的红利，能享受部分的权利、调动些许资源。
    所以，我反复阅读《而黑夜已至》时，一直在怀疑，弋舟是否在用这篇小说来完成关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自我嘲讽和自我审视。因为，掌握知识、拥有话语权、洞察世界的“刘晓东”们如果想掩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懦弱、无力和苟且，他们确实可以为自己调动很多的话语资源和社会资源，例如，返身历史可以找到“精神创伤”这种精神症候，居于当下则能用“抑郁症”这种生理症候，当然，也能用“中年危机”这样一个较为通俗而又有无限容量来容纳种种托辞的名词，毕竟他们真的是“中年男人”啊。但是谁又能清楚呢？小说的结尾，刘晓东对情人说：“今天陪我去医院吧”。或许我们社会的社会中坚、知识精英呈现的种种精神症候是真实的，而这真实是他们与体制和谐共生的结果。只是“刘晓东”们不愿说破，他们的精神症候是社会种种症候的表征，甚至可以说，他们参与、构建了自身与社会的种种症候。所以说，他们无法救人、亦无法自救。这一点确实令人绝望！
    五、
    《所有路的尽头》是集子里的告别篇。大学校友邢志平跳楼身亡，刘晓东为追寻死因，与形形色色的“刘晓东”们发生了交谈。终于他们可以聚在一起聊聊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个时候”了。追寻的结果令人惶恐而羞愧：邢志平不是“那个时候”典型的“刘晓东”，他游离于“那个时候”的潮流，却始终被潮流携裹得踉踉跄跄，最终被“那个时候”虚妄的神话所压垮。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一个历史潮流之外的无辜的人，却承担了历史的挫败和伤痛，而仅有那些闪耀的历史时刻却归于继续活着的“刘晓东”们。于是，“刘晓东”们一边缅怀共同的时光，一边剔除尽了关于“那个时候”的意义修辞。路的尽头只能是告别：“这一刻，我的心里没有丝毫感触。不，也许有，我想我是在向照片上那个八十年代致哀和告别”。
    当然，我也很清楚路其实远没到尽头，这只是“刘晓东”们暂时的告别，只是片刻的自我安慰。因为，我想起《等深》里病重的父亲对刘晓东吼出的一句话：“你懂什么？我说的声音不是你喊出来的，是你肚子里的！你肚子里的话太多了，早晚会憋死你。”所以，还有很多话“刘晓东”们没有说，还有很多事情“刘晓东”们还未面对，他们需要的可能是相对从容地去面对、去思考、去了结一个个问题、一件件事情。在《等深》的结尾，刘晓东说：“兰城被一条大河分了两半，当我从河的南面跨桥走向河的北面时，我只是再一次感觉到了‘度过’的心情”。是的，在“那个时候”和“这个时代”之间，“刘晓东”要多次往返、度过，路远没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