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者：程毅中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7年9月
    简历
    程毅中，江苏苏州人，生于1930年3月，195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58年到中华书局工作，历任副总编辑、编审，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致力于古籍整理及古小说研究工作，著有《古小说简目》、《唐代小说史话》、《宋元小说研究》、《古代小说史料漫话》、《中国诗体流变》、《古籍整理浅谈》等，编纂有《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古本小说抄》等，整理出版过《燕丹子》、《谈薮》、《玄怪录》、《续玄怪录》、《云斋广录》等。
    手记
    沿着小路，穿过一条廊洞，一排不高的小楼绿树环抱，单元门被一片挂着累累石榴的树枝掩映——在繁乱纷杂的六里桥，想不到有这样幽静处所，安静而美好。心里格外窃喜，为什么呢，因为算是愣找上门来的。采访程先生，他开始是婉拒的，“我和年轻人接触得少，没什么可说的。”
    程先生家的小客厅没怎么装修，四壁皆书，老式的写字桌铺得满满当当，玻璃板下压着老照片。古籍线装书保护得很好，骄傲地列队于书柜。一下子穿越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程先生清瘦，耳聪目明，软糯的苏州口音，慢慢道出半个多世纪来整理和研究古籍的甘苦。聊着聊着他看表，“哎呀，都十一点多了，说了这么多！”他的日常很简单，看书看报，老伴去世后，大儿子每天晚上过来做好饭菜，剩一点，第二天中午他自己微波炉加热吃。
    第二次拜访我带了几份报纸，他边翻边问，“我都不知道‘小鲜肉’是什么意思？指男的女的呀？”程先生渊博学识，令人回味悠长。于生活中，却返老还童，趣味横生。
    1.您长期研究古典文学，专注于古籍整理，和您早年接受的教育有关？
    我的祖母从小教我认字读书，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念过一些书，毛笔字写得很好，也会画国画，受过一点家庭教育。她父亲王颂蔚是光绪六年进士，著有《明史考证捃逸》，附于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后。我4岁开始读《三字经》、《唐诗三百首》等，算是从小就有一点儿旧学基础吧。当时主要读唐诗，自己也会看一些古代小说的选本，如《三国演义》里的《华容道》、《走麦城》，还有《水浒传》、《说岳全传》中的故事，都是有插图的。我家里有一部郑振铎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和半部《唐代丛书》，后来就拿来读，那是十三四岁时的事了。后来我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等等。
    古代小说我是从《唐代传奇》开始接触，《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前都是看小说，没当做一种学问。我上大学后，或者说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后才领悟到这是一门学科。
    2.您最怀念的先生是？
    我考到燕京大学后，1952年北大、清华、中山大学三校院系调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浦江清先生。本科时上浦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与先生经常接触，学到了不少读书做人的道理，他对我也比较了解。1955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安石油学校，临走的时候浦先生对我说： “你可以考研究生嘛。”正好第二年（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在京的同学就鼓励我报考，浦先生听说后马上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招生部门，表示接受我为宋元明清文学史的研究生，准予免考。当年导师可以指定已毕业离校的学生免考上研究生，恐怕也就是这一年的特例，就是这个机会，浦先生改变了我的命运。
    浦先生第一年指定我写一篇宋元话本的学年论文。头两个月内，我写了一篇关于《古本戏曲丛刊》里几个作者的考辨交了上去。浦先生推荐给那年刚创办的《戏剧论丛》，在“学术通讯”栏里以《几个古本戏曲的作者》为题发表了。这是我交给导师的第一份作业，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业。跟浦先生研读还不到一个学期，1957年4月他就病逝了，我特别痛心。
    3.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对您影响最大的人？
    “文革”前，我编发了《全元散曲》《红楼梦戏曲集》等，自己动手编辑的有《海瑞集》、《王船山诗文集》、《徐渭集》。“文革”开始后，我曾一度抓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参加过一段《旧五代史》的校点。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主管文学编辑室工作，整理出版了《古小说丛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辽文》、《金文最》、《宋诗钞》、《全金元词》、《明文海》、《全清词钞》、《古本小说丛刊》等书。
    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徐调孚先生。我到中华书局后，分在文学组，在徐先生手下工作。徐先生对青年人非常爱护和鼓励。我初到文学组他就交给我编发《王船山诗文集》。其实他自己早已做好了规划，制定了体例，根据什么版本，收哪些作品，我只是按他的指导，加上标点就成了。当时出版周期很长，两年后还没付印，直到1961年我去上海探亲时，带了一部分清样去上海图书馆补校一部康熙年间湘西草堂刻的《船山自定稿》，这也是徐先生得到顾廷龙先生提供的信息后嘱咐我的。我后来把补校补加在全书的后面，也从中领悟到出版工作必须精益求精。
    4.编辑工作中，您印象最深的是？
    现在回头看，我总是能赶上一些特别的机会。1959年刚开始到中华书局工作，上面领导交办下来编发《海瑞集》的特殊任务。当时陈乃乾先生已经做了一些前期工作。陈先生是版本专家，他去上海图书馆找书，并请人做了初步校勘。辑录佚诗佚文方面，蒋星煜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1961年三校即将完成时，路工同志又从陕西图书馆带回来一部明刻本的《海刚峰集》，我们在认真校勘后决定改用此本为底本。也因此延迟了书的出版，直到1962年底才面世。
    书出之后，受到了总编辑金灿然的表扬，当时我还有些沾沾自喜。可是到了“文革”时期，批判吴晗、批判《海瑞罢官》很厉害，我就为《海瑞集》感到不安，因为我是执行任务，批判海瑞时我幸免于难。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中央交办”的重印《文选》的任务，马上开始加班加点工作。1976年毛主席要看《李太白全集》大字本，我就待在新华印刷厂，晚上加班加点，打出清样一卷就送上去。一直盯到9月9日，晚上印厂还在出（当天毛主席去世）。
    5.您继《古体小说论要》后，近期又出版《近体小说论要》，是否可以说您已打通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
    我对近体小说的研究，开始于浦先生给我指定的《宋元话本》论文，虽然这篇论文未能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但我一辈子
    都以宋元话本为中心进行研究，没有放弃过，算是在完成浦先生布置给我的任务。“近体小说”是我自己定的名称，指的是1919年以前的白话小说。它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一种新体小说，体现了中国小说的第三次变迁。
    清朝章学诚提出“小说有三变”，所以我研究小说家的“三变论”。浦江清先生曾概括地指出：“没有宋元话本就没有后来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的章回小说；没有这些无名氏文人，就不可能产生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宋元话本的重要地位即在于此。”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里讲到宋人“说话”时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我把这一大变迁称为中国小说的第三次变迁，因为此前曾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变迁。宋元话本是小说史上的第三次变迁。
    我对古代小说的研究是和古籍整理相结合的，我自己整理的第一本古籍是《隋唐嘉话》，第二部古籍是《玄怪录》和《续玄怪录》。前者所用底本是明陈应翔刻本《幽怪录》，是当时所知《玄怪录》的唯一刻本，我觉得非常珍贵，就手抄了半部未见他书的佚文加上前人已辑录的佚文，加以校点，交中华书局出版，使它孤本不孤。1982年古籍出书还很少，古小说也成了奇货，初版就印了三万册，出乎我的意料。后来北京图书馆入藏了一部收有《玄怪录》的高承埏刻本《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更接近于古本，我据以重校了一遍。直到2006年，终于把《玄怪录》的修订本印了出来。我整理的第三部古籍是《燕丹子》，这是一本最早的艺术性较强的古小说。我自己偏爱小说，总想把一些孤本、珍本整理出来提供给同好，因而后来我又点校了《花影集》、《云斋广录》、《轮回醒世》等比较罕见的小说，都是古体的文言作品，又编了三卷《古体小说钞》，对宋代以后的古体小说做了一个选本。
    6.对于有兴趣和投身于古籍整理事业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嘱托和寄语？
    习总书记提出来过“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我个人觉得青年人更应多读一些古籍。古籍整理也是个光荣的历史任务，也欢迎青年人的加入。
    过去查资料各方面条件都有限制，比如逯钦立先生辑校出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以个人的力量编纂这样一部大书，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是十分艰苦的。这本书的问世，可以看到老一代知识分子耐心坐冷板凳的毅力。除了有韧性，还要虚心倾听不同意见，反复修改。逯先生的敬业精神正是今天我们年轻人需要努力学习的。
    7.您最推崇的古典小说是？
    在我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小说史上两次变迁。现在来看除了“六大名著”外，我最希望推荐给青年人能够多读的，就是李绿园的《歧路灯》。《歧路灯》完成于1777年，早于巴尔扎克22年，早于托尔斯泰51年，我们中国本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多读一读古典小说可以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不必妄自菲薄。
    《歧路灯》的主题是以鼓励读书应举来劝导浪子回头的，其中也讽刺了一些假道学，抨击了儒生文人中的一些败类，也揭露了不少贪污腐败的官吏，很适合当下社会来读。
    《歧路灯》的写作方法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有相同之处，甚至可与《红楼梦》媲美。我的导师吴组缃先生就一再提倡“写实”的现实主义方法。我觉得《歧路灯》是按生活的真实来写人物，语言艺术也相当高明。如果在清代小说中排名次的话，确实可以排到第三位。尽管《歧路灯》有宣扬封建道德和功名富贵的重大局限，但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因素，如为倡廉反腐、戒赌戒淫所写的反面教材，不无现实意义。
    《歧路灯》所写的正人，娄潜斋是一种入世做官的典型，与《儒林外史》所写的一些独善其身的正人真儒又有所不同。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正体现了作者李绿园的某种理想。近年来关于《歧路灯》的研究论著不少，但读原著的人不多。可能是受了批判性负面宣传的影响，还可能是栾星先生的校注本有专利权，通行的只有中州古籍出版社一种版本，因而流传不广。
    8.古文很难啃，怎样提高年轻人对于古体小说的阅读兴趣？
    我是搞古籍整理嘛，所以如果有青年人对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话，希望他们文学和历史都要去了解，一定不能离开历史。
    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基础好的，像电视里诗词大会能背唐诗几百首的。有的有点过分，像那个默写汉字的，很偏僻的，实际上日常生活里用不到，就是读古书也是偶然遇到，那个我感觉过头了。还有成语猜想，都是一种手段，关键是正确的引导。
    9.您今年87岁高龄，身体怎么样？您日常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脑子还清醒吧，所以闲不住，还看书看报。我虽然也很关心青年人，但我的工作以古籍为主，跟青年人接触比较少。我日常生活还是很便利。一个是靠近医院，一个是这里比较方便，楼下就有菜市场、商店。超市开到晚上10点，我儿子晚上回来吃过饭还能去买菜。他是1959年出生的，身体也不太好。
    80年代我因肝血管瘤辞去行政管理工作，那时对老伴儿讲“还是保命吧”。近年脑梗过一次，平时也要吃一些药。我眼睛也不好，还是坚持要看书看报看电脑。下决心去做白内障手术，但是最近检查视力0.6，我说那我还可以看，去年体检是0.4，今年反而0.6，自己都感觉奇怪，但是视力肯定是不好。
    10.您怎么度过退休以后大把的“闲”的时光？
    这就是各人有各人的不同，像我们这些人，都是退休以后要做很多工作，我们的老一辈周振甫先生，一直做到走的时候90岁。你说启功先生有什么退休和不退休？每个人不一样，像理工科的没有实验室不行，搞文科的就无所谓。
    我的老同学到这个年龄来往也不多了（笑）。去年老同学来京一起吃饭，在京的同学有11个。今年再约，有的不行了，出不来了。所以今年老同学回来打算一起吃个饭，没有几个人能去，那就算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最新的就是发了篇《李师师》校注。今年不幸的是我老伴儿去世，对我打击挺大。
    11.生活中您还有什么兴趣爱好？
    当年上学时候浦先生擅唱昆曲，在讲戏曲时常会清唱一曲作为直观教学，引起了我学习的兴趣。后来我也看了一些戏曲史，读了一些戏曲剧本。现在我最有兴趣的是苏州评弹。
    12.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比较满意的事，一个是我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嘛，前几年给国务院写过一个建议：《古籍数字化需要加强统筹工作》，后来广电总局的古籍办拿到这个批件以后就投入规划，中华书局首先建立了数据库。今年数据库能上网上线，古籍库能出到1000本书了，他们都认为我推动了这个工作。
    还有一个是《古本戏曲丛刊》。1953年，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他生前就出来一、二、三集，他遇难后出版就停顿下来。后来的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同志主抓这个事，以历史剧编第九辑，当时编历史剧风气很热闹，以吴晗为首要“破门而出”嘛，所以1959年就先出了第9辑，结果“文革”中小组工作一下子陷于停顿。“文革”后，李一氓同志负责主持，他说，“我和郑振铎先生是老朋友，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帮他完成。”后来就出了第五辑，第六、七、八就一直空着。二十几年来，因为文学研究所内部的问题，他们也没有人再提。我看不下去，因为我对郑振铎先生非常钦佩，小时候我家里有郑振铎编的《中国小说短篇集》、《世界文库》，我是看郑振铎的书长大的，很佩服和怀念他。2015年我就写了个建议：把《古本戏曲丛刊》完成。后来古籍办把它列入十年规划里，我就推荐了国家图书出版社，并告诉他们一定要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他们很高兴，这是个双赢的合作，并把1-5辑印了平装本。所以今年好几家报道提到，停滞二十几年后，我的建议推动了这个工作。我其实也没做什么工作，看现在他们出版很积极，至少把中间空的补上了，所以大家都很赞赏这件事。
    所以我今年成了新闻人物，怎么呢？一个是数据库上线，他们报道我；一个是《古本戏曲丛刊》第六辑出版，他们一再提到我。
    13.您怎样教导晚辈？
    说实话，对儿子的教育我参与的不多，我很少管他们的学习，特别是“文革”我上五七干校，种田去了三年多。恢复高考大儿子考了业余大学，也念了中文系。小儿子后来去插队。我的孙子念了工科。
    我认为古典诗词这些还是要从娃娃抓起，需要童子功，那时候顾颉刚先生也很重视。叶嘉莹先生的诗教里面讲的有德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懂得音律学。叶嘉莹先生提倡“吟诵”，我是非常赞同的。所以在诗词上，我是一再呼吁诗词教育要面向少儿、要早一点。
    14.提到吟诵，你对古诗也有研究，您认为学习古诗一定要吟诵吗？
    我小时候跟一个私塾老师，是一位老秀才，在苏州颇有名，我跟着他学习写旧体诗词，写古文，写骈文。当时辨四声，做对子，觉得很有趣味，因为吴语里有入声，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保留入声比较好。作为一种知识，特别是教小学的老师应该懂得辨四声，要告诉小孩诗词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入声。
    读古诗需要学一点音韵的知识，要“知古”，否则就不懂平水韵和今韵的区别。例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的“者”字和“下”字，在平水韵里都属于“马”韵，这是古音（某些地区，如江苏无锡的方言里还保留着同韵），可是在普通话里就不同韵了。吟诵古代的诗词就得懂古代的音韵，更要保留古音的入声字，否则就无法体现诗词的音乐美。
    15.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的书啊，早晚得处理，与其让他们（儿子）处理，不如我自己来处理，没有合适的人（继承）。
    我的遗憾一个是自己读书面太窄，搞古典文学，从古籍整理来说近两年注重小说史研究，戏曲、诗词也是到了文史馆以后，又捡起笔来写了点诗词。从我自己读书来说，现代文学、历史哲学都放松了。
    另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专业对口的学生，我的书送不出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