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吴思远，生于1944年，香港资深电影人、思远影业集团董事长、UME影院管理集团董事长、香港“太平绅士”。1966年踏入电影圈，1972年因执导影片《荡寇滩》而闻名，曾出品《黄飞鸿》系列、《新龙门客栈》、《醉拳》、《青蛇》、《宋家皇朝》等影片。
    吴思远获得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在上海虹口区一家酒店大堂见到吴思远，这位叱咤香港影坛近五十年的鼻祖级人物，没有助理，不带随从，亲和得就像一位邻家爷爷。时值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他本来在浦东召开一场有关中国巨幕的董事会，趁着晚饭间隙，专程赶来，愣是挤出了这次访谈。
    三七分背头，梳得一丝不苟，银框眼镜，米色西装，上海出生的吴思远“老克勒”范儿十足。采访中，他不停招呼记者喝水，颇有香港的绅士作风。
    酒店里的客人行色匆匆，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老先生乃是香港最成功的制片人之一，曾一手发掘出徐克、成龙、刘德华、周星驰等大明星；他还是UME影院管理集团董事长，在内地拥有37家影院。
    今年73岁的吴思远，走起路来，膝盖弯曲得厉害，但他仍然在为中国电影不停奔走。有人说他傻，一直帮别人忙前忙后。他却说，甘愿做电影界的活雷锋，“我一生做电影，从中得到名、得到利，没有道理不为中国电影做点事。”
    “香港电影未来的前途，一定在中国内地”
    吴思远出生于上海，14岁随家人移民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末，已是香港著名制片人的他重回内地。那时距今，已有近40年。
    很久没有回到故乡的吴思远分外激动。他参观了北京和上海的制片厂、电影院，发现当时内地的电影制作和放映都比较落后。他问了好多朋友，都说已经十几年没进过电影院了。
    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小花》，吴思远问剧组：“你们一天拍几个镜头？”“我们一天拍四五个镜头。”剧组人员反问，那你们呢？“我说我们一天拍五六十个镜头，他们就吓了一大跳。”在吴思远的印象中，当时内地拍摄电影，无论是打光，还是镜头设置，都还是从前那套老路数，非常落伍，拍一部电影要耗费很长时间。
    当内地电影业尚属落后时，吴思远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香港电影未来的前途，一定在中国内地。“第一，如果没有内地市场，香港电影的发展会很有限。第二，我们缺乏拍摄场地，我们拍武侠片，拍到最后，发现香港郊区都起高楼了，没有地方取景了，怎么拍？如果跑到台湾拍，来来去去也就是那几个地方。”而在内地，不仅有广阔的电影市场，还有千姿百态的大好河山。
    拍摄于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被许多观众看成武侠片的巅峰之作，也是改革开放后香港电影人在内地拍摄的第一批影片之一。作为该片出品人，早在投拍之初，吴思远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来内地拍摄。幸运的是，当时内地已经成立了合拍公司，当时的政策是，香港电影公司来内地取景拍摄，必须要有一个对口单位。吴思远便找到当时的潇湘电影制片厂，成功拍摄完成。
    《新龙门客栈》在地处大漠的敦煌一带拍摄，条件非常恶劣。大风一来，遮天蔽日，大家都没地方躲，只好手牵手面对面靠在一起，用背阻挡沙尘。一阵风过去，嘴巴、鼻子里全都是沙子。一天的拍摄结束后，回到简陋的宾馆洗澡，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后来拍完后回到香港，好长一段时间，身上不知道从哪里就会掉一些沙子出来。”吴思远说，尽管条件艰苦，但整个剧组都觉得很兴奋，从未见过的沙漠景观让他们大开眼界。
    香港电影人和内地电影人的合作，当时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新龙门客栈》主创全部来自香港，内地电影人仅在布景、服装方面给予了一定帮助。一开始，双方的磨合不太顺利，许多内地工作人员不习惯香港高效的拍摄速度，不过随着拍摄的深入，也就慢慢适应了。此后，吴思远又跟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了《青蛇》，跟北影厂合拍了《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这股由他带动起来的合拍片风潮，逐渐声势浩大。
    “假如我来做电影院，一定把最好最新的技术带过来”
    海淀区双榆树的UME国际影城华星店，地处中关村核心位置，在许多北京市民的心中，这是一家承载了无数美好记忆的老牌影院。然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影院的创始人竟是一位香港电影人。而且，这也是港商在内地开办的第一家影院。
    时光倒回到上个世纪末。那时，吴思远经常来内地参加金鸡奖、百花奖的活动，当然要看电影。但他发现，内地影院很落后，放映设备、影院设计完全不行。他曾在北京的国营影院观影，坐在影厅都能闻到厕所的异味。还有一家影院，影厅入场口对着银幕，有观众进出，光线便投射到银幕上，很不科学。其实，当时很多观众已经不进影院看电影了，影院环境不好是一大原因。
    吴思远便想，“假如我有机会来做电影院，我一定要把最好最新的技术带过来。”然而，他也只是想想而已，当时内地大部分影院是国营机构，私人影院都比较少，更别说香港人开的影院。
    到了2002年，机会来了。双安商场对面，一家名为奥华的电影院倒闭了，没人敢接盘。影院问吴思远，要不要接。吴思远第一次站在影院门口，踱过来，踱过去，走了好几圈，心中反复问自己：“要不要做？要不要做？”那时，投资影院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而且，他一旦决定接手，还必须全面改造。
    他发现，这家影院位置很好，正好在街道转角上，周边有高校、居民区，还有中关村这一高新技术区，潜在观众群体很大。他决定赌上一把。
    很多人骂他笨蛋，说你干嘛要在内地开影院？他曾试图在香港找人合作投资，被很多人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一，内地的电影票太便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赚回钱来；二，内地的电影没什么好看的，观众不愿意看；三，满街盗版太猖狂。于是，吴思远只得自己投。
    “为什么我敢投？首先，我觉得中国签了WTO后，每年会引进20部美国大片，这20部肯定好看呐！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知识分子、白领阶层有精神需求，最低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另外，盗版行为政府最后会慢慢取缔。”谈起当年的孤注一掷，吴思远有些得意地表示，自己是因为对国家发展有信心，才敢投资。
    接手影院后，吴思远将其外观和内部全部推翻重来，动了个“大手术”。他从香港请了专业的影院设计师，设计出多厅影院。原先影院门外是一道围墙，他便把围墙拆掉，变成商铺。UME这一名字，则出自吴思远女儿之手，意为ultimate movie experience（极致的电影体验）。
    影院一开张，便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不到三个月，吴思远又在上海新天地开了第二家影院，生意依旧火爆。对此，吴思远至今都感到很自豪：“不是说电影市场好了我才投资，而是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目前，UME在内地共有37家投入运营的影院，在建的还有5家，今年底就能开业。UME还将签约十几家影院，很快便能达到50家。
    吴思远清晰地记得，华星店开业那天，他和UME影院管理集团CEO陆遥非常激动，二人在影院门前的旗杆下合影，“当时的我还属于英气勃发，十多年间，确实苍老了很多。”
    “制片厂一点利益都没得到，怎么有拍好片的积极性呢”
    毋庸置疑，吴思远是一位成功的制片人和影院大亨。但其实，他对香港电影更大的贡献在于，曾倡导、推动了一些影响整个行业的制度性变革。而第一个便是有关合拍片的优惠政策。
    2003年，为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的共同繁荣，中央政府将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最初，CEPA里并无电影业一席之地。当时，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东南亚市场大幅萎缩。吴思远想：要是CEPA能加上有关电影的优惠政策，就好了。
    一次，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请吴思远吃饭，吴思远便问：“董先生，CEPA里能不能加入电影啊？”董建华一听，觉得这的确会对香港电影业有帮助，也很高兴，但他也跟吴思远坦言，这也许会很困难。吴思远便缠着他，请求他能不能帮香港电影想想办法。
    “后来，有关电影的政策真的加到了CEPA里！”吴思远回忆，当董建华打电话告知他这一好消息时，他还在上海，但在第一时间飞回了香港，又叫上时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举行了一场媒体见面会，向社会公开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前段时间见到董先生，还跟他说，特别感激他为香港电影做出的贡献。CEPA里关于合拍片、香港电影进口的优惠，为香港电影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促进了两地电影的共同发展。”吴思远说。
    内地现在普遍实行的票房分账发行制度，也是由吴思远当年最早提出并实践的。
    吴思远来内地取景时发现，内地的电影发行，仍采用“卖拷贝”这种落后的方式。各大制片厂都没有发行权，拍完影片后，要交给中影公司，由中影垄断发行，然后一个拷贝一万多元钱卖给地方影院，赚的钱，大部分都是中影的，与制片厂无关，“制片厂一点利益都没得到，怎么有拍好片的积极性呢？”
    有一次，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田聪明对吴思远说：“老吴呀，你介绍一点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给我们呗。”吴思远便把怎么分账、怎么让大部分票房收入归片方所有，一一解释给他听。田聪明当即拍板：“好！我们搞第一部试验，就从你的《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开始。”
    于是，这部与北影厂合拍的武侠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分账的影片。“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要写一笔！”吴思远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说到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导演研讨会这一制度，吴思远是最初的发起人。上世纪80年代，吴思远发现很多香港电影人对内地一无所知，也缺乏交流。香港电影界与台湾电影界的交流更密切一些，但也没有十分完善。
    1988年，香港电影导演会成立，吴思远是首任会长。他提出建议：能不能搞一个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激烈的反对声四起。但他没有放弃，各处周旋。最终，在他的努力下，研讨会终于获得批准。1992年1月10日至15日，第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在香港举行。内地导演谢晋、谢铁骊、谢飞来了，台湾导演李行、朱延平、王童来了，香港影坛的主要领路人更是几乎全部到场。大家共聚一堂、倾心交流……这一研讨制度，延续至今。
    结语
    似在朝夕，香港回归已至廿载。彼时此间，香港文娱人士北上耕耘，共促繁荣。
    五月至今，本版推出“北上·文艺记”专栏，相继呈现深度访谈《文隽——拍好片要懂民情，要跑菜市场》《曹诚渊：现代舞拓荒者》《怪才林奕华北上十年遇知音》《陈可辛——一个香港导演的适者生存哲学》《徐锦江——重拾画笔归来，这条路走对了》《马家辉——香港“贱嘴马”游走内地文坛》《林玉芬——东棉花胡同走来香港女生》《陈宝华——想写好剧本要把自己当本地人》《莫华伦——内地耕耘十载升级“莫导演”》。
    此篇吴思远访谈，是为“北上·文艺记”收官。砥砺前行，内地与香港的文化领域融合携手，仍将继续，期待更多后来人续写光辉岁月之传奇变幻。那时，我们再去探寻那些不一样的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