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本书的著作者邓恩神父，似乎有必要作一点进一步的介绍。他不仅是一名研究历史或宗教史的学者，而且是一名不知疲倦的政治活动家。在为他所做的悼词中，他被誉为“一名热情洋溢的反种族隔离的战士”，是一位在“全世界反对贫穷和倡导和平的运动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演说家，记者和评论家，是成功的剧作家，人权运动的先驱，是电影业民主公团的斗士，是赴埃塞俄比亚和巴西的美国和平队训练项目的负责人，是日内瓦的一名关心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教区神父，是住在瑞士的美国大学学生的海外导师”。 早在1945年，邓恩先生就出版了《种族隔离的罪恶》一书，倡导所有的美国人（包括白人和黑人）放弃种族和血统的偏见，投身到种族融合的运动中。他谴责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支持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通婚，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学校对不同种族的孩子公平地敞开大门，主张美国的黑人应该全面地融入白人社会。 这位天主教神父宣布，天主教的教义要求废除所有的种族隔离，认可不同种族的社会平等。他认为，那些鼓吹种族隔离的人是有罪的，而且这种罪过是要在地狱里被惩罚的。他曾经说：“以天主教的神意来看，种族隔离当然是违背慈善的罪行，是邪恶的和不能被接受的。这种违背慈善的罪行，将使我们可以像违背公正一样容易地进地狱，也许还要更容易些。” 简略地了解一下本书作者的生平，对理解本书是不无帮助的。邓恩先生回顾四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段历史，不仅仅是在追述历史，显然也是在启迪当今。本书在美国出版问世的年代，正是在美国以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为主要标志的人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当时本书的出版者就指出：“邓思神父看来非常热衷于这场论战（即反对种族歧视的论战——译者注）。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选择了撰写《巨人的一代》这一如此适合他的、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原因之一。”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而血管里流出来的则都是血。作为一名对种族歧视嫉恶如仇的人权斗士，当他以“种族平等”的出发点，来审视发生在四百年前的关于“文化适应”的种种分歧与争论的历史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寄托他对现实的态度，笔下也就倾注了入木三分的力量。让我们读一读他在本书前言的结尾部分以重笔写下的那段话吧： “这是为数不多的一小伙人的故事，他们打破了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回归到遥远的过去，恢复了文化适应的观念，将它置于天主教世界传教事业的中心位置。他们在东西方文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他们是现代成功地开创东、西方两个世界接触的先驱。他们的历史之所以值得讲述，不是简单地仅仅把它当作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章节，而是因为它不仅对今天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对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而且对一个还没有学会如何打破文化的、种族的和国家的傲慢与偏见的藩篱的世界，都有很多启示作用。” 可敬佩的是，被称为“预言家”的邓恩先生在60年代所讲的话今天读起来并不觉得过时；同样，让我感到可悲的是，时隔四十年了，当时遭到邓恩先生痛恨、鞭挞和声讨的国家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傲慢与偏见的藩篱”，至今仍然存在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一种所谓“新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在抬头。在这一时刻，重读邓恩先生的著作，重温近四百年前的那段历史，都是很有益处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