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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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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