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的《公敌》以佟家庄半个多世纪的风起云涌作为观察场域，以佟家兄弟和韩佃义的人生起伏为基本线索，以塔镇——佟家庄——老人宅为三个叙事支点，全面描写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动荡。小说整体基调凝重阴郁，乡村与城镇，贫穷与富有，腐败与奢侈，暴力与血腥，歧视与自卑，反省与救赎，死亡与绝望，紧紧缠绕在一起，揭示出乡村发展的真实过程。
    记忆有着高于同情的理性和尖锐。 《公敌》所表现的不是时代风云，不是重大历史事件，而是乡村动荡的政治经济层面，乡村社会凝滞不动的日常生活，以及不断分化瓦解的民间伦理体系。时代转型的日常生活化与伦理化，更能看出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忆，往往由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两部分组成。这也是历史叙事不可或缺的两面。
    《公敌》中，时空重叠交错感的强化，重建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坐标，从而得以重回历史内部，在历史幽暗里，寻找时间线索。小说叙事涉及的历史时段大约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六十余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佟家庄由一个沉寂的小村庄，成为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翰童集团。韩佃义当年因为喜欢金枝而不得，远走异乡。多年后回到佟家庄，以暴力和阴谋的手段，夺回韩家祖坟地韩林，并且取得了佟家庄的“统治权” 。韩佃义手持一部《论语》治天下，打造了日益庞大的独立王国，不仅成了佟家庄人心中的大救星，本人也以救世主自居。直到佟黑子长大，成为第二个心黑手狠的韩爷，他才终于急流勇退，把翰童集团交给佟黑子，自己隐居韩林，开始自我反省。韩佃义带领佟家庄人从白手起家，到创建规模庞大的翰童集团，让我们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历程。佟家庄日益富有，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包围吞噬了塔镇。这一段历史，是当代中国转型的记录。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 《公敌》没有全面展开翰童集团的经营和发展，只是概要介绍了这个企业是以娱乐业为主，包括餐饮网吧歌厅和各种娱乐场所。王方晨的重点在乡村政治伦理和文化伦理及人心人性的变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个视角，去思考历史，理解作者的历史观。
    小说涉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包括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 、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工进城、城市化等等，这些大历史，都是作为小说背景出现的。小说中“克服记忆缺失的愿望”不是来自于历史本身的局限，而是超越历史叙事框架的主观意图。《公敌》即使不能说具有立此存照的价值，也可以看成是阐释历史的一次漫长而又重要的思想旅行。 《公敌》中的隐喻，主要体现在“红宝书” 《论语》和小白楼这两个意象上。 《论语》体现了孔子及其门徒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教育原则。小白楼的纸醉金迷与“红宝书”的仁德道统形成了强烈对照和鲜明反差。
    作家塑造了韩佃义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韩佃义恋爱失败，被金家人扫地出门，远走关外，然后为争夺坟地千里回乡，接手佟家庄，从一个农机厂和包工队，发展成乡村经济帝国。为了佟家庄的发展，为了摆脱贫穷和饥饿，为了向塔镇报仇，韩佃义一步一步，处心积虑，思维缜密地把塔镇变成了佟家庄的一部分。他的发展起步，依靠的是从曲阜——孔子的老家、儒家的源头请来的“红宝书” 。这一“红宝书”作为隐喻，其意味是复杂的。借助儒家的仁义之说，韩佃义获得了道义上的制高点。然后是翰童集团不断壮大，韩佃义不断从道义的顶峰堕落到骄奢淫逸的低谷。翰童集团作为佟家庄实现富裕发达的黄金世界，另一面是乡民噤若寒蝉的势力，这个近似于黑社会的庞大组织有着严密的网络，随意的暴力让佟家庄和塔镇民众人人自危。韩爷无疑是教父式的人物。从饥馑年代趴在地上的生死挣扎，到遍地歌舞升平的娱乐场所，翰童集团是佟家庄今昔对比的参照物，也是乡土中国前世今生色调驳杂的象征物。
    《公敌》中其实有两条线索，佟黑子试图不断扩大他的独立王国，打造更宏大的世界；佟志承从外面那个世界，走回来，回到蒜王大酒店，回到佟家庄。从人物社会身份上看，小说写到了农民、官员、商人、黑社会、小三等各阶层的不同道路和状态。韩爷和佟黑子是自己的掘墓人；蓝娣是跑出来报信的反抗者；佟志承是那个不合作的孤独者。佟黑子，民间力量的象征；佟志承，官僚体制的代表。谁最终会成为人民公敌？王方晨长于乡村病症的分析，无论是文化层面的反思，还是政治层面的解读，都具有历史深度和独立品质。
    《公敌》和《古船》 ，可以放在一起来看。 《古船》以真实还原历史血腥，严肃直面现实苦难为主线； 《公敌》则是以佟家庄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为主线，佟家庄和塔镇、韩家和佟家的恩怨纠葛，土地是一个重要的介质。佟家庄的农民在政治和资本双重威权压迫下，过着物质富有精神贫瘠的日子。消费主义大潮，黑社会性质的民间权力，瓦解了原有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心灵安宁。这种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产生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生活状态变化，形成了新的精神失调。面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伦理的丧失，面对自己亲手打造的经济王国，韩佃义守着坟地，不再踏入尘世。一支猎枪，让历史成为禁地。老人宅，没有任何希望的所在，最终埋葬了一个时代。佟志承作为时代的受难者。面对病态的时代，他的出走和回归，意味着双重的批判、否定和质疑。
    在这个失去规则的时代，上帝不再莅临，写作者是自己的立法者，探索更黑暗的存在，是写作者的使命。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样吊诡。小说中的恐惧和不祥，充满了寓言色彩。这个村庄的故事，不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展开的，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家族史。这种历史回溯，往往是以心理时间为次序的，童年时代的孤独如雾霭一样弥漫在佟黑子的生命里。这个流浪的野孩子，从来没有拯救世界的形而上野心。他唯一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安全感，连这个也得不到，他就自杀了。也就是说，终其一生，佟黑子并没有为自己找到家园感和归属感。这个人物身上，同样隐藏着很深的与日常生活隔绝的孤独。
    作为一个对乡村政治有着深入思考的作家，王方晨并未仅仅局限于批判，还有文化心理精神层面的解析。他对国民性和人性的探索，来自于鲁迅，也有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创造。这部面向广阔的乡村世界和乡村历史的小说，显示的是现代乡土中国的整体影像。作为执著于乡村文化探索的写作者，王方晨不断地追问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的才华和才情都是非常独异的，这使得他的小说世界呈现出丰富的异质和独特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