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