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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话语》（第一章第二小节）、《“五四”重估》（第六章第二节）、《“五四”的改写》（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三节可以说是勾勒出了五四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间的动态。关于五四话语也就是五四传统，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明了的定义，而是指出了它的多指向性：“‘五四’话语总体上作为一种文化姿态出现的，尚未最终依附于具体的社会活动，因此多少带有笼统抽象的性质，唯有未来具体的旨在整合的政治力量，才使它拥有诸多诠解的可能性。”这种文化姿态就是启蒙的姿态，追究这种启蒙姿态的根源，作者更乐意把它与中国文人的“士传统”联系起来：“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新颖的知识群体，《新青年》作家表现出同封建‘士’传统的决裂，但是，作为缔结‘士’传统的智力自信和职业优越感，依然存留于他们的心灵深处，许多被说成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东西，大抵也由此而派生。”可见五四话语既是一种现代话语，又是一种传统话语，传统“士”的“文以载道”的话语到了五四知识分子那里成为“启蒙”的话语。“文以载道”的道是封建礼教的人伦五常，儒教的仁义理智信，而启蒙话语带来的是民主与科学，进化论和人文主义。虽然所载的道不同，可是在对待文学功利性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文以载道”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附带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同样，启蒙的话语又为中国的新文学蒙上了论理的色彩。在中国，文学的不自由几乎就成为先验的，而正是因为新文学从一出生开始就携带着功利性，才能使五四“拥有诸多诠释的可能”，有了左翼文学对“五四”的重估，进而有了新人民文学对五四的改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启蒙人民大众的金字塔结构被颠倒为人民大众改造知识分子的倒金字塔结构，五四的功利性被张扬得更加嚣张，从这个意思上说，五四并未能从根子上改变中国文学的弊端——功利性，抗战时期五四话语的倒置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嘲讽，可是五四毕竟在“人的文学”路途上一路走来，在白话文运动中获得了成功，解放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文体。 借助进化论之功，周作人首先提出了“人的文学”的理念，指出“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的两重性，这里直接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关于“人”的主题。西方“人”的理念的引进，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是推翻一切，颠覆一切的，而是为了重建中国文化，激活中国民族传统中一直为正统文化所压抑，所遮蔽的文化生命力的根子——民间性，西方的“人”和中国的“民间”的碰撞才能产生周作人所期许的“个人的人间本位主义”，即“人”具有了“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在对新文学“人的文学”的发展历史的叙述中，这本文学史的作者致力于展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还原历史的动机和建设新文学的努力。 人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前者表现为对写实主义的遵从，后者表现为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追求。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中国文学的诗经、楚辞时代早已有之，可以说，人的文学既是一种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又是一种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它的目的是抛弃那已经僵死的贵族的文学，从西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沃土中建立起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的文学。这种中西文化的对接直接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的作品中。 人的文学的实践首先是在小说中开展的，最突出的莫过于乡土小说，最早的乡土小说始于鲁迅，他的《故乡》、《阿Q正传》等都是“人的文学”，他第一次把现代的理性精神引入中国的乡土社会，在对传统的批判中提升中国的民间性。跟着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也实践了他的道路，可以说对现代性他们是自觉地追求，而民族传统却是长在他们的骨肉中的，要不自觉地渗透在作品和思想中的。他们在用现代理性烛照传统民间社会的同时，也为西方引进的现代性取得了民族化的特点：现代性更多的体现在了反对封建落后，反对愚昧上，乡土小说在左翼文学时代，由东北流亡作家群继续发展，这时候乡土已经不再仅仅是现代批判下的对象，而是和中国的现代性有所交融的土地，在萧红的《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东北强悍的民间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民间理性和现代性的碰撞后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复调，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批判，一方面对现代性也有所审视，民间社会在启蒙和救亡的主题下开始展开它的积极作用。再往后，在李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以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民间社会更是显示出勃勃的生命力，甚至反过来拷问现代人的心灵。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性的刺激下，于民间找到了复苏的土壤，这样的例子也可以从现代主义在中国最终拥抱民间社会形成新市民文学中到印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