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在四川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餐桌上与会的复旦大学杨明教授告知，许道明走了，追悼会就是今天。我正为别的话题兴致勃勃，听此噩耗戛然失语。直到散席，我一直默想着数千里外的上海，不知哪处场所悬挂着框了黑纱的老许遗像。从四川回来与同事谈及许道明，同事感叹，去年他在复旦答辩博士论文时，出席答辩的老许还神采飞扬哩，后来就生病了。我并不知此情，以为彼此都忙，疏了联系。我读过许道明的《京派文学的世界》《海派文学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三本都是货真价实的专著。不过印象里他并非呕心沥血一类的学者，凭一身才气做成学问。以前他信里说过：“我是一个随便弄弄的人，好以‘边缘人’自居，自由主义最得我心。读书写作当然也是日常之需，一有机会可以不弄，或允许不弄，我是跑得最快的。”几天来我老想，如此洒脱的许道明，甚至有时难免嬉皮士之嫌，怎么也走得这般快呢？ 我与老许的往来约始于八九年之前，那阵我关注凌叔华、林徽因，很想看看他《京派文学的世界》如何说的。此书印得很少，仅一千五百册，跑了好多书店没有着落。南京大学的朱寿桐好事：“直接写个信给许道明么。”我素来怯于同不相识者交道，朱寿桐再鼓动：“写上你我的交情。”看来他俩很哥们。于是冒昧奉函，但未提及朱寿桐，只说有劳著者就近向复旦出版社代买一册。许道明的回信既热情又豪爽。出版社也早已脱销，幸好书库存留了准备“赠送洋鬼子”的一包。他抽出一本，并作了题签。我感受到老许的仗义。此后《海派文学论》刚一出版，随即题赠寄来，是免我又到处跑书店吧。交谊就这么由他带动起来了，乃至引为同道知己，多予鼓励。他信中写道：“在重视史料一层上，你我为同志，然而化大力气从事钩稽、考辨、整理，径直还做成轻松有趣的文字，吾不如君也。”他曾期待我建设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其意殷殷，然我无此志向，九泉下的老许肯定失望之至。 我明白自己不善抽象思维的弱点，走史料研究的路子，实在藏拙避短而已。老许于史料很是自觉，且看得深远：“新文学研究从‘现代’与‘后现代’中讨生活，有些意思，终不是正格，也未必有阔大得前途。”对于既重视史料又长于思考的学者我总心存钦佩的，往往感到亲切，老许即其中一位。他的这几部专著，充分的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撰述《京派文学的世界》，他是读了下列解放前出版的相关著作才下笔的：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伍启元《中国新文学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研究现代文学的同行，读遍这些著述的怕不多。它们十分难找，有的闻所未闻。因此，你即使不能认同许道明的看法，但也大开材料的眼界。当然，老许决不沉溺在材料里，他艺术触觉敏锐，阐发认识时有睿智。譬如书里论及方令孺散文：“对自然的倾爱，使方令孺走着类乎冰心散文的一路，她的娴静一如冰心，但缺少冰心的优雅，多了冰心所无的凄清；似乎又有点像苏雪林的幽丽，却丝毫没有苏雪林的疲乏；她与同期的另一位女学者散文家袁昌英一样的谈山说海，袁昌英文字的放达为她难以企及，而她独有她的温柔。”这话哪里是死做材料者所能言。 老许有这等的触觉和睿智，势必常写些灵性的短文，纵然这类文字为某些学者不屑一顾。我凡撞见总要读个痛快。有一阵不见老许名字亮相报刊，一打听，他去了韩国哪个大学。讲学归来，著述之外又带回一本不务正业的书稿，写韩国的《木槿花的传说》。他还有一本写复旦旧事的《挽歌的节拍》，猜想他看出的复旦景致一定别具慧眼，与其他人的复旦记述，此成岭彼成峰也，如果对照起来阅读该很有意味。 老许约我到复旦面叙，我自然乐意去聊聊，可交谈的话题很多。他划得较大的京派圈子为何不纳入朱自清，海派文学为何排斥了东方，都是我想请教的。《京派文学的世界》毕竟写得较早，所论难以尽善尽美，而切磋当面更为相宜。还有，他年轻时参与编集的三卷《中国现代文论选》，近乎资料汇辑。虽篇末沿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体例逐一附识，识文却流于画瓢，只粗浅复述原意，未能如后者予读者点悟。老许相约多年，结果是缘悭一面。我去上海次数不少，却每回办完事匆匆回转。面晤老许的念头总是“下回下回”的，现在再也没有“下回”了，后悔不已。 我与老许交往有限，远谈不上多少了解，这点儿有限兴许还走了眼。有时我就怀疑，老许真如我印象的那么洒脱么？他的新著《中国新文学史（插图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行世，在离开世界前个把月竟写下数千言的自序，如此作为相距洒脱何其之远。或许他虽勤奋而向往洒脱，或许他实在勤奋故作洒脱，或许他既勤奋又洒脱，这当由老许相知的友人来诉说。老许曾戏言他的文章，“所有已经有过的，被人们搬来搬去的东西，能够说明的只有一件事，许某某，还活着，还在复旦这个地方。”回想这戏言，已毫无当时戏听的调侃味道。老许没有活到新著出版，没有活到复旦百年盛典。我不愿用“著作在人就活着”作苍白的安慰，老许不会接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