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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李庄：一段越磨越亮的历史 20世纪40年代李庄镇的长江码头 （选自《发现李庄》封面） 梁思成（右一）、林徽因（中）及其儿女亲友摄于李庄月亮田家中。（选自《发现李庄》内页） ■周迪灏 1946年10月，随着最后一批内迁文化人乘船西归，李庄这个长江畔的小镇、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沉寂了下来，此时距四川作家岱峻的《发现李庄》（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尚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风雨苍黄，历史底层的积累，竟使曾经海内外闻名的“中国李庄”长久湮没无闻。岱峻先生的著作，建立在翔实细致的史料研究和田野调查以及温文尔雅的叙事风格之上，向我们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辟居乡野却弦歌不辍，诸多学人临覆巢之危仍铮然完节的一段传奇。 知识人出于政治原因的迁徙及其副产品，诸如某种智性风格或诗学情绪，总为我们思考“中国”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复合共同体提供宝贵视角。因见弃于君主而左迁，又或迫于外敌而衣冠南渡，大致是这类迁徙的两种核心母题。前者常伴香草美人的顾影自怜，而后者更兴亡国亡天下的道统之叹。在这两种迁徙中，在来自中原、中央、中心的知识分子心中，他所走向的边陲、地方、边缘总难免面目可憎、蛮荒不文，好作为其反照自身优越性的“他者”；但在迁徙李庄的故事中，知识人面对的不止是日寇入侵的危机，更有近现代以来中国遭逢的千年未有的整体变乱。于此历史变局之中，竟诞生了一种特别的知识精神，它强调就地生根，力倡平等自由，兼顾救亡启蒙。中国陷落而知识人流落李庄，而在李庄中，知识人又何尝没有再造“中国”。 西南边陲的李庄，对内迁知识人来说绝非偏鄙之所。梁思成于1944年在长江畔的简陋寓所中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开启了一个属于他的学术时代，这战乱带来的迁徙落魄，意外地使他的学术生命继续蓬勃。自1939年昆明迁川开始，梁思成就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遍访巴山蜀水，调查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存，为学术史补上西南这一空白。领衔中研院史语所的硕学傅斯年，“流寓西南……不以边鄙为陋”，和李庄士绅文人平等订交，感叹“夫一邑之人才如此盛，一家诗章之可传如此之多，足征今之世运在乎西南方……”这番话兴许有寄人篱下的人情应酬，但又何尝没有对李庄人文繁盛、民风古朴的真心感佩，和家国变乱下“礼失而求诸野”的领悟。 随着众多知识机构的内迁，中国的传统和现代、乡村和城市、信仰和科学在李庄激烈碰撞了，它带来了民智的启蒙，却又在平等交流中避免了一种自我中心的傲慢。李庄村民因初见同济大学医学院和中研院体质人类学所收藏的人骨头造成恐慌，以致“下江人吃人”的谣言蜂起，冲突一触即发。值此时刻，是李庄开明士绅罗南陔主动向各级官员和学者们建议，堵不如疏，应公开举办科学展览，使真相大白又启发民智。在傅斯年的全力支持下，中央研究院于1941年办成了战时内地首屈一指的科学文化展览，轰动西南之余更化解了乡里的紧张气氛。1941年，日后成为少数民族语言学一代宗师的马学良先生，还只是中研院史语所的一位年轻学者。他受研究所委托只身深入云南调查彝族文化。他一路学习语言，搜集经典，交往土司和毕摩（经师），促成了首座倮倮学校建立，自己也登台授课，被当地人称为“汉人毕摩”。若不是战乱导致资金匮乏，倮倮文化的中兴必可期待；而此番调查中马学良发现搜集的2000多册经书，成为了日后我国彝族文化研究的基础。 汇聚于李庄的传奇，绝不止于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们的学问事功，正如现代中国的历史，又岂可从单一视角观之。在一个全方位、各阶层的李庄中，我们读到一个复合又纠结的现代中国，于此收获，还要感谢岱峻先生细致温情的笔触和平等多元的视角。福建教育出版社于今年推出《发现李庄》第三版，于观点史实均有修订，更值得期待的是，当年初版删去的对人物最终命运的交代也增补成功，并且补充了大量未曾面世的老照片，图文质量都提升明显，无疑更具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