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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在纽约02|现代主义已经失败了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 newdu 参加讨论


    
    在中文版出版四年之后,2016年10月,格非的《隐身衣》英文版THE INVISIBILITY CLOAK由美国NYRB Classics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翻译还获得了美国苏珊·桑塔格翻译奖,译者为莫楷(Canaan Morse)。格非从10月10日-15日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中心、布鲁克林的Community Bookstore和纽约China Institute等处进行了多次文学研讨和沙龙对谈。本次“格非在纽约”微信将会刊发三期,这是第2期。
    格非在纽约 | 02
    CHINA INSTITUTE
    纽约华美协进会
    Thursday,October 13th, 2016
    
    △格非在布鲁克林的书店,左为译者莫楷,右为美国作家Michael Barron
    主持人:你先谈一下自己的创作,特别是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讲一下第一本翻译成英文的《隐身衣》。
    格非:我个人在创作方面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因为受到现代主义的滋养,同时,我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很深的影响。但是,不管是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素养的角度出发,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创作离大众比较遥远远。因为今天能够懂你的那些意思的人,就是理解中国传统诗歌的那种深邃的意境的人越来越少。这也是中国旧诗灭亡的原因之一,包括中国的传统戏曲,像京剧这样的东西在今天也遭遇了到同样的命运。
    当然,我在80年代的时候可能会采取一种坚决的态度,也就是现代主义曾经采取过的那个态度。我完全可以不必管读者,不必管受众和大众。我写出来的东西,你理不理解、你关不关注,没有问题,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作。刚刚SHIQI LIAO介绍,我在80年代写了一系列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以至于我自己也看不懂的东西。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我觉得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由于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变革,带来了非常多的新信息。所以促使一个作家开始重新思考关于怎么表达的策略的问题。所以我想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大概是在35岁以后,文化创作的方向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已经认识到一个作家完全跟你的读者脱节在当代社会是不对的。因为我了解到当年,比如说杜甫,在杜甫之前中国的诗歌创作经过元稹和白居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后来的演变里可以看清楚,就是文学发生了不断向大众靠近的运动。从中国古典文学来讲也是这样的,从古典诗歌,到了唐代,唐代以后有政治诗的出现。元白开始做所谓的讽喻诗,诗歌变得越来越简单,可是它保留了内在的复杂性。到了宋代以后,诗歌变成了词,它更简单,更加口语化。到宋词以后,慢慢的就变成白话小说。整个文学的变革一直是这样的。从文学史来讲,作家也在做这样的巨大的调整。
    
    △ 格非在CHINA INSTITUTE
    所以我觉得我在30多岁的时候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需要把文学做一个新的改变。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了新的作品,比如江南三部曲,还包括最近刚在美国出版的《隐身衣》这部作品。
    我是觉得中国国内非常多的人喜欢看《隐身衣》这个作品。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有点恐怖的悬念小说;有的人是喜欢音乐,作为音乐发烧友去了解。当然,更多的人可能会从主人公的生存处境去思考。我自己的创作,从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说,就是希望它的语言、它的形式能够更加简洁。同时,保留它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大概是我目前创作的追求。
    以上就是我简单对我创作过程的描述。
    主持人:“悬念”在你早期的作品里也是比较突出的,你看待“悬念”的方式、处理的方式跟后来不一样了,但一直是你喜欢用的手段。虽然你的使用方式不一样,但我感觉是不是前后之间有一点联系?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格非:在我早期的作品里,“悬念”基本上是被作为一个装饰的东西在使用,它仅仅是“悬念”而已,不涉及到实践本身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我觉得今天可以夸奖一下自己。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苏童。苏童读了《隐身衣》以后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作家的话,你在看完这个作品以后,你才会知道它写得多么的好”。听了这句话,我感觉到非常高兴。这是我的朋友对我非常好的评价。
    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悬念的问题,它包含非常多的可能。比如我在小说里设置的悬念,读者在读的时候知道这个悬念是没有答案的,它最终是不可能提出答案的。可是有些悬念是有答案的,悬念最后是被消除的。当然,我们对一个事情不理解,读者觉得很紧张、很恐怖,最后作家会给他一个答案,把这个悬念消除。这两种形式在作品里和文学史里都很多。
    
    《隐身衣》英文版
    THE INVISIBILITY CLOAK
    GE FEI / NYRB Classics
    译者: Canaan Morse
    我的做法是当你觉得它有答案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答案。你感觉到这个案件有一个真相,它是没有的。可你觉得它本身没有答案的时候,我突然又会给你提供一个答案。有的时候,我希望一个作品可以被反复阅读。
    这个方面的努力,我把它放到了一个新的作品里。这个新的作品就叫《望春风》,就是我刚刚写完的一个作品,今年8月份在中国出版。主要体现了我在这个方面的探索。
    主持人:在《隐身衣》里面,确实有这个悬念。但是,特别让我好奇的是主人公对身边的让他产生悬念的东西的态度。当然,他开始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他好像又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能找出答案,但没有答案也不影响我的生活,我还是继续过。某种程度上,他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面对悬念、面对混乱的态度。我不知道你当时在设计主人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考虑?
    格非:过去读卡夫卡的作品的时候,或者是读加缪的作品的时候,在西方文学史里有一个序列,这个序列里的有一些人物有一种被动性的人格。这种被动性的人格就是说一切都无所谓,他并不积极地寻求真相,他也比不积极地寻求改变他的苦难的境遇,而是说一切都随它去吧,让它去吧,怎么着都可以。
    
    
    △ Community Bookstore 活动现场
    我在80年代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发现这跟中国社会的状况相差太远了。中国社会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别好奇的,喜欢多管闲事,有什么事发生,就爱凑热闹。中国是喜欢热闹的,喜欢追根寻底的民族。我觉得这样的人格可能不会在中国出现。但是,问题是,到了我写《隐身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中国这样的人格已经很普遍了。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境况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车不倒下来就往前推,一直推到不能推,死掉为止。
    我在小说《隐身衣》里塑造的这个人带有这种被动性的人格。这个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包括对家庭、亲情、离婚、他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消极的。
    可是,这个小说里面有一样东西是积极的,当他欣赏音乐的时候,他是积极的,充满了所有的感情。当他把窗户关上,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着那台机器,在夜晚,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他的整个灵魂会进入。我是希望在他所有消极的背后,能够把这样一种积极的,最积极的,充满情感,全身心投入的情感表达出来,这是对音乐生活的一种礼赞、一种赞美。我是希望跟小说消极的东西构成一个对冲。
    答 读 者 问
    Q1: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哪些方面受到各种文学思潮、文化风格的影响?
    格非:关于中国文学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的影响,或者是全球化过程中彼此影响的过程,我觉得在中国也分成两个时期。其中一个时期可能是2000年之前,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说的是当代。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以后,这十年、二十年时间,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过程是非常狂热的。从哲学、文学、艺术、观念各个方面,中国可以说是把西方作为一个样本进行全方位学习的。在2000年以后,这个过程被逐步改变了。
    
    △ China Institute 活动现场
    第二个时期,这个方面的进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自己的东西是比较好的,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好的。慢慢的也造成了一种新的封闭,对世界各地的一流的文学开始不那么热衷,没有多少人去做翻译。这个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即便是在大众流行文化领域,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很多人都很关心美国好莱坞在做什么,但中国人现在更多的是关注韩国人在做什么。当然这不是说韩国人的东西比美国人的东西好,是因为美国人不太关心中国人喜欢什么,可是韩国人知道中国人想要什么。这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所以中国大部分的年轻人被韩国人“俘虏”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Q2:他是波多黎各西班牙的后裔,最近读了很多中国文学翻译作品,他想了解一下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流亡作家。他们在描述自己在中国长大的经历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用法语,或者是英语,而不是用他们的母语去描述在中国长大的经历?
    格非:所谓的流亡作家,我跟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也有过交往,其中很多人跟我也是朋友。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陆续有些作家到欧洲、到世界各地去生活。我刚才也讲过,中国在八十年代有一个强烈的要融入世界的梦想。把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看作是中国将来需要达到的高度来看待的。
    
    △Community Bookstore 外景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比如大部分都涉及到文革,涉及到中国苦难的历史。然后他们会用英文、法文向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介绍。这样的作品,显然它的政治性是第一位的。
    这也就印证了卡夫卡当年很重要的预言,他说“对于一个文化地位比较弱的国家,要在世界文学版图里取得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凭证就是通过政治批判,没有其他的可能”,你没有跟先进文明直接竞争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很多中国作家不约而同的采取一种政治批判的立场。
    在这当中,有很多经验的描述,我认为甚至是虚假的。他们为了制造政治方面的恐怖效应,其中一些人会虚构一些事实。客观来讲,有的时候我在读到这样一些作品的中文版。当然,我觉得政治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的。但是,其中一些人为了在全球的文学生产的格局中产生影响有一些经验的描述是走样的。
    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供你参考。
    Q3: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跟现实主义有什么关系,您自己写的几篇小说跟现实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
    格非:现实主义的概念是非常广大的,广大到好像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的包容性太大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比如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像《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这样的作品也被称为现实主义。赵树理他们的作品会被称为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有多种面向。比如拉丁美洲出现了一种文学叫结构现实主义。当然,也有魔幻现实主义。非常非常多的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它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的概念太广。
    
    △ Community Bookstore 一角
    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们把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做一个对比。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有一些特殊的时期。比如二三十年代;比如八十年代,突然出现现代主义的昙花一现。但是,其他的很长时间,大家基本上是被广义的现实主义作品所包围。我觉得普遍是这样的状况。
    我有一个好朋友,可惜他已经去世了,叫胡河清。他是上海非常重要的批评家,可惜他很早就自杀了。当年他要研究的课题就是关于全息的现实主义。他认为应该给未来的现实主义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可惜他的理论没有提出来,他就去世了。
    我自己觉得不管是从中国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全世界的角度,现代主义已经失败了。我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也正在面临失败。这种失败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今天没有时间,我没有办法仔细讨论这个问题。在全球各个地方,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是四十年代末的那样一种现实主义的运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会融合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它基本上是在深入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展开。我大致的判断是这样,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也是如此。
    Q4:莫言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奖,您觉得他的获奖作品是不是也反映了中国的阴暗面,或者说是迎合了西方的口味吗?您有什么评价?
    格非:日本人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很奇怪。我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了解俄国当年有一个作家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日本的批评界有一种声音认为莫言有点类似于肖洛霍夫这样的作家。肖洛霍夫的政治倾向是很复杂的,极其复杂。西方人和俄国人看这个作品是不一样的,里面的寓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觉得莫言也有这样的天才。当他在赞美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是在批判。当他在批判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又是赞美。这种东西的复杂性,在莫言的作品里是非常多的。我觉得日本学者的看法很值得我们关注。
    我跟莫言是几十年的好朋友,我是觉得莫言的小说没有那么简单。你要想了解莫言,需要把他大部分作品都看一遍。你要知道他的政治观点、他的美学观点、他跟时代的关系。他在不同时代的声音,其实有微妙的不同。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是莫言的创作。我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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