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末至2003年初，一场“非典”灾难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迎面扑来，我对这场来势凶猛的瘟疫毫无认识，照常过着我的“离而不休”的紧张生活。4月23日，从郑州机场登上返京的班机，刚刚坐下不久，便收到一份“健康登记表”，这时才感到形势严峻了。回京之后，形势果然不容乐观，北京已成为“非典”重灾区，北京人亦被视为传染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已不能到各地随意旅游，当然也不能像平时那样到四处去出差、考察了。我只好自觉地将自己封闭在家中，足不出户，但终究无法适应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人闲下来了，头脑却闲不住，二十余年在研究玉器和玉文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个个谜团，像一链条似地萦绕于脑际。我随即将这些谜团逐一记录下来，诸如“玉亦神物也”、“巫以玉事神”、“黄帝食玉膏”、“播‘玉荣’于锺山结出‘瑾瑜，，山川鬼神为食为飨”、“玉石分化”、“玉石之路”、“神徽”、“神徽——太阳神”、“工艺痕迹”、 “玉美学”、“玉神学”，还有“玉璧是否为货币”、“玉璧乃‘大片肉也，”等等，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此起彼伏，使我不得安宁。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浮在科研层面上的老问题，是些硬骨头，不太好啃，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此中确有主观认识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没有找到一团乱丝的头绪，无头绪便无从入手解开谜团之结。另一方面，诸多客观因素也影响到问题的及早解决。当今，宝玉石行业、收藏界和传媒部门都需要像我们这种“离而不休”的人为其服务，因要求过多，频率过高，确实令人难以应对，从而占用了我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得专题研究工作时断时续，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思绪混乱，心境不宁。这种让人“苦不堪言”的状况到了去年抗“非典”期间却大为改观，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境况下，外界的干扰大为减少，诚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我便因祸得福，获得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宁静宽松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得以潜心思考我的研究方法。 我一向主张文物工作者必须坚定地走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主观、客观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便始终没有将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归根结底还是对文献没有吃透，更没有消化，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无所适从。我认为在研究、破译出土史前文化玉器这一点上，其最佳文献应是《山海经》，而不是《周礼》。鲁迅先生考订《山海经》为“巫书”，这一判断非常正确也非常重要，确实从其记载中可以找到巫觋以玉事神的影子。至于山水的叙说，有不少带有巫觋信仰也就是原始宗教色彩的语言。我认为至少《山海经》中关于黄帝食飨“玉膏”、鬼神食飨瑾瑜的记载，确是史前巫觋的玉神学观的重要反映，虽不可信，但对破译史前古玉之谜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或借鉴价值的。如果在破译出土的史前古玉时不去利用《山海经》记载中的有用成分，则不可避免地会误入主观揣测的歧途。或许根据出土位置进行分析，能够得出一种或几种看法，但是永远不能抓住史前玉器的内涵和要害。此外，其他先秦古籍的有关文字以及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对破译史前古玉也是十分有用的。其实，我国早已有不少学者利用古文献相关记载和古文字学资料及其考证见解去诠释史前古玉并取得一定成果，我不过是沿着先行者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前进，采用行之有效的以“巫书”释史前古玉的科研路子及其成功经验而已。 在这抗“非典”的二三个月内，我率先写成了《玉神物解》，接着撰写《玉巫像辨》、《“一目国”玉人面考》、《玉神器说》、《中国五大玉资源的探讨》、《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中国古代玉器探源》、《中国玉的文化内涵及其定义》、《玉之美探微》、《关于玉琮王“凹孤痕”的思考——探讨早已泯灭的玉卜兆与玉契刻》、《鬼玉考》等论文。为了9月25日下午举办的奥运论坛的玉文化论坛，又撰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玉文化》一文。2004年上半年，又撰写了《巫·玉·神泛论》、《玉傩面考》、《史前玉璧名实辨》、《史前和田玉神灵论》、《巫·玉·神简论》、《巫·玉·神整合模式论》等6篇。上述论文中的一部分先后于《中国文物报》和《故宫博物院院刊》、《考古与文物》、《东南文化》、《中原文物》、《考古》以及《南都学坛》等报刊上发表。这19篇有关史前玉文化论考性的文稿，都是按照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力争以古文献提供的可靠史料和信息为依据，以破译二十余年来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疑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