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本书中尝试以贸易与扩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心主题，对汉代与胡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的描述。这一工作所以可能，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背景。首先，我们今天能够获得大量即使是汉代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也无法看到的资料，尤其是许多近来的考古发现。其次，尽管现代中西方学者对这一主题所涉及到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缜密的考察，但现代历史研究的结果仍然需要在解释框架方面得到加强，以便其意义能够更容易得到认识。 最后，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的需要在日益增强。近年来，中国的贡纳体系在处理西方对满清王朝的挑战时所暴露出来的不足之处，已为许多著作所涉及。众所周知，在面临新的世界秩序时，这一体系已经崩溃而无法修复；但是应该记住，中国的贡纳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我认为，要对它作出任何公正的评价，不仅必须要考虑到它的衰落和崩溃，而且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建立和成长。鉴于这一体系在汉朝时期开始形成，因此我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来分析它的发展演进。 在设计本书的整体框架的过程中，我主要依靠各个朝代的正史记载，因为在其编年纪中对基本的事实都有记述。正如我在前面的解释中所指出的那样，本书极大地受益于现代历史学成就，如果没有现代历史学成就，任何综合性研究（即使像本书这样有限的综合研究）都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考古学的发现主要被用于证实历史记载。然而，在重构汉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尤其是丝绸贸易的过程中，考古学的证据发挥了主要作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敦煌和居延发现的汉代木牍资料，这些资料是任何本段历史的研究者都不能够忽略的。在许多场合中，它们对于我澄清边境贸易的制度背景极有帮助。 每一本书都是其作者欠付他的老师和朋友的知识债务的一个标志。我的书也不例外。我首先要提到钱穆博士，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本科学习期间，正是他激励我进入中国研究领域，同时教导我热爱中国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他不仅指导了本书每一阶段的写作，而且亲自作序，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芝加哥大学的何柄棣教授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干教授，他们热心地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初稿，并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 1963年至1966年，从密歇根大学洛克罕研究生院获得的三笔研究经费，使我能够有机会到美国的几个亚洲图书馆为本研究收集资料。在同一时期，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本书的准备提供了物质上的便利，不仅给予大量打印服务，而且为我配备研究助手，使我能够将重要的德国和俄国考古资料结合到我的研究中。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教授对我的不断激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使本稿得以迅速付梓。 余英时 1966年10月 马萨诸塞 剑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