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兼作家，赵月斌有创作的体会和经验，也有批评家的敏锐和独立。他站在创作和批评的前沿，独持己见，在诗思与哲思的融合处，发出富有自己个性而又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真知灼见。他是一个“省察生活”“直陈真念”的作家；又是一个“以心触心”“明心见性”的批评家；他是“记录时代”“书写本质”的速记员；又是一个“正视悖论”“寻思未来”的思想者。他心性率直而真诚，也有“躲在蛇皮里”的私密；他有神经质的敏感和内敛，又有诗性的无邪和张狂；他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又对人生未知、世界彼岸怀有深沉的敬畏；他质疑生活悖论的悲剧，呼唤文学在人的精神性超越中的“蛇吞象”。
    一、赵月斌文学观念的逻辑起点
    人类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有两种互为表里、互为依存、互为补助、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的情感形态：一种是理性自信。理性，使人自制、冷静、清醒、自信、坚定、明智、尊贵；一种是感性自悲。悲剧，使人悲观、压抑、沉重，自照、反省、激动。赵月斌是从“文革”十年劫波的尾声中走过来的。谁能说他的小说《关于合欢的三种说法》中，“男孩怀疑那个女孩下的毒手”，“那棵树的头被人杀掉了”的悲剧没有积淀着过去感受到的“人整人，人伤人，人害人”的悲剧阴影？也许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烙在心灵深处的创伤记忆，让他在成年以后，站在道德理性的高地，回望渗透在血液中的国族惨难，产生了深晦的人生悲剧感和悲剧性的人生观。
    他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神所弃，看到了神的“荣耀”；从最亲近的人往往最使其伤心的人的“杀亲情结”中，看到了人的“原罪”的潜质；从我们愈是求识，愈是感到自己的无知中，感到了用“有限”把握“无限”的无能和慌恐；从“欲壑难平”“蘖缘不净”中感到人的卑微……他用悲剧的眼光，看到了“特殊的个人际遇和文化背景使胡河清在劫难逃”读出了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的“向死而生”；“品味苏童的‘悲情叙事’，”从《西瓜船》中“看到了大善大美，体会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他说李浩的长篇小说，“总是把任何在回忆中出现的东西都抹上一层悲凉。他酝酿着这种悲凉，推动着这种悲凉，直到这悲凉膨胀成巨大的气泡，顷刻之间便化为乌有”。他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变》，看到了“殉难的美神”。
    他说：“没有悲怆和毁灭往往无以成奇文，伟大的作品往往是惨烈的、颠覆性的，写作者把人间大恸灌注到字里行间，不但刺痛了大地的神经，也让读者（观众）黯然自照，心生哀怜。”不同的是，他摒弃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中的“利己的生活意志”等唯心主义的思想，给悲剧意识中注入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他在《余华小说论》中说：“痛苦虽是人类最普遍的精神现象，但活着并不只意味着血肉之躯的物质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人生合目的的创造过程。”他突破了尼采在“纯粹审美范式内寻求悲剧快感特殊性”的樊篱，把人生的复杂性注入现实生存的理性把握之中，在人的本质中寻找悲剧的文明走向；他感受到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但他面对人的恐惧与脆弱，依然敲响“下一步怎么办”的文学大钟。
    ——大概这就是赵月斌思想的逻辑起点，他从这里登堂入室。
    二、在对人的本质追问中考量文学价值
    文学是人学。人是什么？人是精神，这种精神在本质上是人对未知生存世界的发问，是人面对人者之“在”的来龙去脉的追问，是人从现实的“此岸”抵达理想的“彼岸”的一种精神超越。人的本质在于怜恤之情。这种怜恤是人的一种“先验”禀赋，带有类的物种认同，类的同病相怜，同性相恤。怜恤在追求和谐中使真、善、美散发着超越性的精神光华。
    赵月斌在《活着的罪过与福祉》中对人的精神的超越性是这样追问的：“简乾和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吗？所谓的思想、尊严和价值到底属于谁？”看得出，他是站在人的本质上，谈论平凡人生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赵月斌更多地把“历史精神”放置在“活生生的人”的情感世界考察。他在《只想看到活生生的人》一文中，对《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位“名垂后世”的刺客进行剖析，批评当下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并未从人的本质出发，而是从人的原始野蛮、血腥暴力出发，“以一种残酷的暴力美学表现所谓的英雄行为”的倾向。他在《写出生活的质感》一文中说：“无论我们生在什么年代，处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要解决如何活着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牵涉到立场、原则、底线、形势、时机等等主客因素。”“但是那种种外部条件的核心，则是一个‘人’字。这个‘人’字应该和人性、仁爱连在一起，如此，人类才会不讳其平凡，不避其卑微，所谓伟大、高贵恰恰来自你内心深处的体恤、悲悯。”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的一种审美方式。文学通过真、善、美的情感表达，在人的本质与社会事物本质的互映中，显示出人在精神超越物质，有限把握无限的历史价值和社会责任。善，关涉人性、人情、人欲、人爱、人伦、人品、人格，是人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种惺惺相惜的关切。赵月斌的作品用善救赎人性中的“原罪”，用善要求爱的品格，用善展望生的远方，是其表现人之为人的精神之源。他的小说《羊皮记》中的李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形象。
    真，涉及人的求知、认知、感知、真知、认识、体险、理性，是人在认识事物和把握世界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生存方式的选择。赵月斌说他的创作和评论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真念”。他在《暧昧的证词·自序》中说：“但我相信，无论看到了什么，都不会背离内心的真念，不会让浮云遮蔽了灵魂。”作家要“从踏踏实实的现实出发，从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出发，”在前人创作成就的基础上，继承性的推“陈”出“新”，返“璞”归“真”，写出“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活力与困厄的作品”。
    美，涉及无目的的目的性，无功利的功利性。审美判断是人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知、情、意的整体投射。美是善的至真，真的至纯。美是至善至真的“敞亮”。赵月斌的美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寻找得与失之间，在现实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之间，在“熊掌”与“鱼”的两难选择之间，在矛盾变化的统一之间，在喜怒哀乐发与未发之间，在政、通、人、和四因素的“中和”之间，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之间，在无目的性的合目的性之间。
    文学通过表现真、善、美反省生活，澄明生活，照亮生活，引领生活，激发自我“在”的能力，创造“在”的美好未来，呈现“在”的觉在，把握“在”的美好，“在”的关系、律动、节奏、秩序、趋的、走势。文学表现人的精神是一种超越精神，这种超越性是人的理性统摄感性，理想超越现实，“自我”走出“本能”“超我”跨越“自我”的一种精神情志。作家的使命就是表现这种超越精神，“从而营造一种有向度的‘生活’”。用人性的体恤之光，“唤醒冰谷中的死火，并给其温热，让它重新燃烧，不再冻结”。他欣赏《海上钢琴师》和《猎人格拉胡斯》，是作者对人的生命、生存的有限性和精神超越性两难处境的深深思考；他在《我们何以求生，何以爱》一文中说：人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发自本能的爱，对生命对自身的爱，对他人对尘世的爱，正因有了爱，人才不会绝望，才能代代相传……”
    赵月斌认同“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希用‘终极关怀’这个词指称人企求摆脱与生俱来的有限性，渴望最终‘获救’而做出的理智奉献或委身的观点。人之所以追求获救，实际上就是自己赋予自己一种生存的意义，从而走出生存的困境”。他批评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主题的机械重复，“没有超越”。“活着是前提，怎么活才是症结所在。福贵‘承受’了生命之重，为何总不能苦尽甘来？”余华的《兄弟》“虽然拴上了余华的‘时代’情结，却过于浮飘，恶搞多于沉潜，抓狂甚于掘藏，写实流于矫揉造作，荒诞近乎胡搅蛮缠，虽粗线条地勾出了‘时代’的面目、现象，却未走进时代的内心，也未画出时代的灵魂”。“问题是，徐福贵、许三观们有没有‘自我的获救’之可能？”“余华驾驭的故事总是在原处徘徊，没有驶向神圣的灵地”。“在卡夫卡笔下，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趋向。而余华笔下，可能走向了不可能。他把生活写死了”。
    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精神依赖于肉体，肉体制约着精神，一个人丧失了肉体生命，此在的精神将不再由自我的血性所滋生和繁衍。人的血肉之躯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这种时空条件必然制约着自我精神的滋生和繁衍。人的肉体生命对精神的制约性，精神对物质超越的矛盾性；人性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性；精神的超越性与有限性的悖论，构成了人的内在本质的矛盾冲突性。这种矛盾冲突性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种纯粹精神在选择行为方式上的困惑、迷惘，出现一种“两难选择”的情景。赵月斌抓住“人生的丰富就在于人在有限中把握无限的矛盾性”这一点，深入开掘文学反映人的本质和生活的本质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致性和先进性。他的长篇小说《沉疴》，以爷爷的病为轴心，述写了他病危过程中亲人们表现出的各自迥异的亲情，以及他们对“死”的不同态度；同时，通过对爷爷生前和死后事的回顾，展示了人与人的疏离。如果有人把《十年怀胎》简单地归入社会问题的类型小说，那就未免太粗泛了，《十年怀胎》是在人的社会性中思考人的本质。赵月斌就是在这个基点上，营造自己的文学城堡的。
    三、在反躬自问中寻找文学的精神尺度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正处在“解放思想”的热潮中，人们试图从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生命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民族悲剧。其中寻根论、价值论、实践论、现象学、精神分析、集体无意识等名词概念满天飞，“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不绝于耳。在这场思想解放的思潮中，其中影响较大，发人深省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声音。在这场民族性的反躬自问中，对一个才十八九岁的文学青年来讲，正是“春雨”接“地墒”的极好时季。赵月斌思想感情的“萌芽”正是在这种思想资源的春风化雨滋润下，破土而出的。
    他在反省“假、大、空”“高、大、全”“红、光、亮”“唯精神论”“唯成分论论”“唯血统论”造成的民族灾难中，如饥似渴地攻读各种各样、各种流派、各种学说、各种版本的书，寻找造成民族灾难之“根”，寻找人类摆脱生活悲剧之“途”。他在博览群书，广泛阅读，深入思考中，努力寻找认识事物的方法、途径，寻找打开认识之谜的那把“万能钥匙”。他从间接经验中承接历史，从直接经验中感悟人生。他从人的本质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中探求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他从生命本体承载精神的有限与无限出发，寻找神思从“此在”移情到“彼在”的“真念”，从人的体恤、悲悯，脆弱的心性出发，寻找理性精神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中的动力。他在无中思有、虚中求实、死里求生、悲中发愤，用人性慧悟之光，澄明生活、照亮生活、引领生活。
    赵月斌在《发现诗性的存在》一文中说：“人们愈是拥抱现代，愈是与生活离开，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人们似乎只能充当可有可无的附庸，或者，坠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遗忘’那样的状态中。”“如何发现‘被遗忘的存在？’米兰·昆德拉最看重的是小说。他强调，小说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存在是什么？’”小说家的首要任务是用文字抵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诗性表达。他希望在这时代的大潮中，现代人不要被潮流挟裹着走，不要披上赶潮流的袍子，不要戴上现代性的帽子赶潮流，追时尚，要理智地思考生活，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自觉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要在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中，保持同一节奏、同一步伐，站在社会进步的风口浪尖，不时地回头望一望，反躬自问地想一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这一命题，是赵月斌寻找人生意义和文学奥妙的精神尺度，也是他创作和评论的内在精神尺度。
    四、在生存悖论中表现存在的困境
    文学如何表现生活的真实？有人在“照搬”生活，有人在“美化”生活，有人在歪曲生活，有人在“叩问”生活，有人在“嘲弄”生活，有人在“逃避”生活，有人在自然中“写实”；有人在“荒诞”中“写真”；有人以虚写实；有人用丑映美……
    文学究竟如何表现生活？条条道路通罗马，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发展的特有状态变量，都有与其相应的形式和内容。古希腊时代的幻想与神话，中世纪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批判，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是文学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生活的有效方式。不同时代的作家也可能有相近的表达方式。
    曹雪芹抓住人生悖论的状态，深入开掘宝黛爱情的悲剧意义，显示出人生悖论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鲜活性、真实性。《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与大马林鱼，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是圣地亚哥？还是大马林鱼？正是这种生命价值的悖论拓宽了《老人与海》的主题思想。萨特《肮脏的手》中亲姐姐为保护游击队员而亲手在监狱的阴暗角落掐死了自己的亲弟弟。路遥的《人生》中的高佳林陷入两难的选择和道德的二律背返之中。……这些都是经典作品给我们提供的成功经验：在生活的悖论中思考着文学的价值投向。
    赵月斌同样也在这“生命、生存的悖论状态”中，思考着文学在人的迷茫和困惑中的价值投向。他在评价《化身博士》这样的惊险小说时说：“至于我，如果说有怀疑，也不是怀疑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怀疑人性的显与隐，寻找那种犹豫不定无法捉摸的悖谬状态。”他在《逍遥与沉迷》一文中写道：胡河清“在实际生活中以完全绝望和不屑的态度看待异性之爱，文学中的胡河清则忘情地歌唱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胡河清已陷入神秘主义谶纬学说旋涡之中，苦心经营的国学大业，实乃一太虚幻境，它开了胡君的‘天眼’，又蒙蔽了他的心灵。他由于热爱生命而结束生命”。他正视人在走向文明征途中的因得而失，因失而得的这种悖论现象，敬畏这种来自生活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充满变数的现象。但他内心仍跳跃着人的理性、精神、智慧、审美的力量，他想用这种力量穿透生活、生命、生存悖论的阴霾。在以静制动，以人性的审美坚守应生活万变的诡谲事象，以人类生命的理性判断，虔敬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努力用道德的评判点燃人性中那隐匿深深的怜恤之灵光。
    赵月斌在《卢金地论：寻找存在之失》中说：“活着即执着。人生在世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生存的悖论大抵如此。我们了解世界，我们省察生活，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愈是明法愈是悲观，愈是化解愈是矛盾重重。”他在分析、感叹人生的悖论现象和遭遇时说：有些敏感你已感知却无力触动，有些隐秘你已觉着却无能探寻，有些沉睡你无能觉醒。“你以为你逃脱了，其实你正在其中。我看到很多很多人，他们勉力活着，根本来不及怨恨。他们草芥般自生自灭，他们承受、吸纳着，人类因此蓬蓬勃勃”。他认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其内涵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绝不是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有意味的小说正是在表现人在生活、生命、生存的悖论中，精神、情感在两难情况下的理性坚守才散发着艺术审美的无限魅力。
    五、在坚守和超越中走向“下一步”
    赵月斌生活、学习、工作在山东。山东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高地。“山东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的侵入，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出现了一种强烈的阵痛、撕裂和失重。人们在阵痛中出走，在失重中迷惑，在迷失中寻找，在寻找中坚守，在坚守中前行。这似乎是人类沿着理性的道路，走向文明的蹒跚足迹。赵月斌正是从中华民族道德的高地上的“出走”，在寻找摆脱悲剧中迷失，在迷失中坚守理性对感性的超越。他有对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有批判，有对生命悖论的质疑，有对人性本欲有拷问，有对内心真念的守护，有对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与历史的本质二者关系的辨析，有对文学“纯净心灵”的功用建构，有对世事造英雄的敬畏。这些，构成了他始终坚持行进在历史的、审美的、理性的、健康的，向上的文学之途，唯其敬畏，他才虔诚、谨慎，卑恭、笃实和坚守。
    在小说《寻父记》中，他塑造了父子两个同叫何斯，互相寻找的人生悖论的形象。为寻找真爱而编造谎言，被谎言蒙蔽者为寻找谎言言说中的“他”而出走苦苦地寻找，在寻找他人中而又丢失了自己。这种人生的悖论现象，难道不是人性中的自私、贪欲、占有、排他所造成的“孽缘”吗？小说《雨天的九个错误》中，出租车司机叫“何斯”。长篇小说《沉疴》中，叙述者“我”也叫“何斯”。何斯——何氏——何方人氏？是他用文学叩问、质疑人生，思考和澄明生活的一句震耳发聩的声音。
    在小说《寻找公主白雪》中，他描写了一对青年学子为寻找爱而冲破世俗——在坚守爱中备受打击——在寻找历史的真爱与现实的真爱中而迷失——在为真爱的坚守中而流血牺牲。他评价苏联作家瓦连京·拉斯普金的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中的人物安德烈时说：他是一个出走，出逃，出离者的利己主义者形象。他在精神逃离，情感逃离，爱情逃离中寻找、抉取生存的物质依赖。“出走—迷失—寻找”，是赵月斌在当代文坛，对叙事文学认识现实生活，演说人的命运的一种艺术规律性的概括和把握，是他在写作实践中对当代文学叙事结构、模式在形态学上的一种概括和总结。他从“摩西出埃及，老子出关，石达开出走天京”等，讲“出走”。他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卡夫卡的《变形记》、萨拉马戈的《失明的记忆》”中说“迷失”。他从“徐市的传说，金羊毛的故事，麦哲伦环球航行，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谈“寻找”。他批评短篇小说《老酒泡人参》中主人公聂鸣的“迷失”，他写裸行者深夜里的“出走”，他写白雪和苏岩到山东南部滕县去“寻找”……
    “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的追问，使许许多多的迷失者出走，使许许多多的寻找者又陷入新的迷失。寻找是人求知，求生，求美的本能。寻找给人以生的力量和希望。不是说寻找一定能寻找得到寻找者想寻求的东西或目标，因生活的丰富多彩，千变万幻，人的生命和认识的有限性，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寻找是人享受在寻找的过程中和情感慰藉，而不是结果。老子失踪，徐福有去无回，石达开、麦哲伦死于中途，桃花源“不复得路”，如果仅用寻找中寻找到结果而作为判断寻找的唯一标准……似乎，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步；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因为别无选择。那样的话，所谓救赎，所谓乐土，似乎都不过是遥遥无期的海市蜃楼。即便如此，赵月斌也要为寻找中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的精神”而点赞。为在人生的悖论现象的探求中而发出“下一步，还是要往前走，即使无可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的方式”的抉择之声。文学要表现人在困难环境中出走的理由、原因、动机、心理、情感、实质；要表现人在与命运抗争中迷失的遭遇、情景、事象、场面、神思；要表现人在与命运抗争中寻找的方向、目标、线索、途径。这心理动机可能是探索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的情感隐秘；这情景事象可能是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思考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给人心灵投下希望的企盼之光；这方向目标可能是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照耀阴冷心灵的一缕春阳，可能是打开封闭思想的一扇天窗。
    赵月斌从黄强的《山妹子》中看到了“假想的飞翔”，从刘照如的小说中看到了“迷宫中的守望”，从卢金地的小说中看到了“寻找存在之失”，他分析王宗坤的小说《红袖》中的“红袖在一个个‘如果、本来’都被错过，他‘不抱任何的希望’，又附着在生命的表层，只是以避让的态度‘应付’人生，到头来只会失去自我，舍弃灵魂”。他强调要用真心灵魂去积极寻找，这种寻找是带着热血热泪的体温的寻找，是给人的精神和心灵以温柔敦厚，温馨温爱，情感慰藉的寻找。
    他说：写作要“与自己的灵魂相遇”。“小说家就该是那种敢于吞噬故事的人，如同一条蛇吞下一头大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这是一个人类性的发问。这是一个人类在生存学的层面上，生命向精神的发问，精神向生命的发问，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都深深思考，深深忧虑，深深困惑的严峻命题。
    赵月斌在这里向文学发问，是催生黄钟大吕，不朽之作的深沉钟声。
    六、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中追求崇高
    我阅读70后作家的作品有一种突出的感觉和印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走下“崇高”，远离“宏大叙事”，放逐“遵命”，消解“工具论”，写小人物的“卑微”，写草根的“情感”，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弱势群体的“悲欢离合”……令人不满的是，他们稀释了“日常”中的“优秀”，“平凡”中的“伟大”，“平庸”中的“杰出”，出现了一种轻视劳动创造者的精神反映，热衷于社会寄生者的生活写真，淡化人的社会责任，强调人的生命意识，稀释人的理性追求，凸显人的感性释放，漠视人的主流价值认知，专注于边缘化、多余者的另类生活情趣的标榜。他们撕碎“爱情”写“性情”，抹杀“良知”写“本能”；冲淡“社会”写“自然”，贬低“理想”写“存在”。他们把文学中的卑微、庸碌、琐细、下层、弱势、渺小、放逐、感伤引向本能、唯我、自私、狭窄、阴暗、伤残、纵欲、放荡、病态的沼泽地。在这些被他们艺术日常化、平实化、写真化、欲望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作者不是承袭“多余人”写作方法中的写“失败的英雄”，写病态的畸形人，思想上的“先觉者”，不是写他们的卑微、轻漂、随流、易折、圆滑下暗示的一种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不是写他们的空谈、懒怠、放浪下隐喻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审美判断；不是写他们从“快乐原则”走向“理想原则”的历练过程，而是就平庸写平庸，就俗常写俗常，就卑微写卑微。为了使平庸、俗常、卑微典型化，不惜悖逆生活的真实，胡编乱造。
    赵月斌也是一个70后的作家，他具有历史赋予他们这一代作家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其实他也像自己的评论对象那样“在追求一种对成见、对惯例、对绝对多数的‘溢出’（审美的溢出）。这‘溢出’可能是突破，也可能是冒犯；可能是虚飘的蒸汽，也可能是孤立无援的异数，或是势不可挡的巨型野兽”。不同的是，他的“溢出”，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溢出”。他在批评“伪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时说：“荒诞化也只能沦为一类‘创作技法’并不能深入到生活的腹地，就更勿论探摸到内心的隐秘了。”“至少，作家本人应该植根于生活，有自己的感受、省察和洞见，在你的幻想恣意驰骋时，不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敬畏和尊重。一颗粗糙、枯干的心怎么可能顾念生命的细节、现实的丰盈，一个草率、空疏的人又怎可能仅凭想象就轻易撷取存在的真实？”
    他对陈集益“越位或出轨”的小说感觉是“心有戚戚”。他对“下半身写作”，“拯救身体”的小说分析得头头是道，合情入理，言之凿凿。但他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意义”“思想”“精神”“灵魂”的坚守，他强调身体承德安神的人文精神。他坚定不移地行走在“带着幻想和感恩，活着并爱着”的文学之途。尽管他心灵深处不时也回响着邈远而余波未了的“虚无”之声，但他的灵魂没有停止对“彼岸”和“神圣”的追求。在《狂犬日记》中，他用“狗性”映照“人性”的自私、卑劣、庸俗、残虐的一面，在“人”“兽”合一中讽刺社会中堕落、贪欲的弊端，努力表现“卑下者”为改变自己屈辱命运，寻求平等、公正、自强、自尊而付出的代价。他说自己的“《硬币项链》，虽然写的是一种恶，但它最终还是在吁请真与善，它的落脚点还是人之大美、大爱”。
    他评说电影《海上钢琴师》和小说《猎人格拉胡斯》中的主人公时说：“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条自己的岸，实际上，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心灵中行驶，他们依靠自己的灵魂掌握方向。”他肯定山东文学“道德理想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他赞美张炜、尤凤伟“有主张，有方向的”坚守和追求。他呼唤“超前、超常、超速、超载”，“走在时间前面”，“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的作品出现。
    他也摆弄形式感，但他的摆弄形式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寻找。他认为：形式感仅仅是一种手段、方法、技巧，其目的是表现人的本质在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过程中，生命和灵魂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沿着人类理性文明的方向前行时表现出的种种形态、风韵、神采。这里的形式感，一方面，不能“弱化现实的丰腴和纵深”，另一方面，一定要“赋予非现实以生命和灵魂。由此诞下的文学”，才是真正赋予形式感的文学。
    赵月斌对小说技艺的偏好是强烈的，但这种偏好并未冲淡他对形而上和彼岸世界的深入探究，他用形式负载内容，用技法蕴藉情感，用文学触及人的本质，人的精神超越，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他有博闻强记的禀赋。他有独持己见的精神。他有强烈、浪漫的想象，以及白日梦者纵横交错的思维特征。他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异质技法的借鉴和汲引，但他始终不懈地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的精神固守，坚持在寻找文学表现人的本质，生活的本质，社会和历史的本质的统一中营造虚拟世界。他的小说《关于合欢的三种说法》《雨天的九个错误》等作品，在形式上带有更多的实验性。我把他非常热衷于这种“形式感”归于对传统的叙述方式的不满和疏远。尽管他的这类作品显示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实验性，但这种形式上的探索并未冲淡他的现实主义人的精神的坚守，阅读他的这类作品，你能感到他写感觉、情绪、心灵，更多的还是写人在世俗世界，沧桑人生、物欲横流中的精神坚守和超越。他以“对一切‘正确’质疑和叩问的勇气，照见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文学追求和审美价值投向。
    他用现代的重槌叩响文学的灵魂之钟，他在传统悲剧的挽歌中呼唤新生的力量，他在卑微的描写与礼赞中寄托高尚的情思和理想。
    他编织的故事多离奇、迷离、诡谲，但多寄蕴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他的小说更多的带有寓言、象征的意味。他的评论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既贴切，又独到，既实际又高超。贴切来自对作者、作品的理解；独到来自丰富的理论修养；实际来自对古今中外创作的了解；高超来自对社会人生价值终极性的思考。他的评论和创作带有更多的发现和创造，他的行文渗透着自己强烈的情感色彩和精神血脉。
    他对形式感的迷恋可能偏狂的，可他对文学表现人的价值追求是不懈的；他在生活悖论的困局中可能是迷茫的，但他对人生奥秘和社会真谛思考是不懈的。他的表现形式、修辞语境、结体技法可能是现代的，可他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审美精神的坚守是传统的；他描写的对象是卑微的、普通的，他要表达的文学观念是崇高的、神圣的；他表现的生活方式是民族的，他寄托的情怀是人类的。他在貌似“游戏”的笔法下潜流着挥之不去的爱与生的忧怨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