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0月下旬我首次访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时，有幸会晤了王兴康社长、赵昌平总编、蒋维崧编审以及其他诸位先生。当时我是应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的邀请，在该校逗留两周并进行授课和演讲的。因为那时正值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中译本（李济沧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才有了拜访该出版社的机缘。“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颇具规模的出版计划，正是由于那天的会谈而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是在那年7月从承担拙著编审的蒋维崧先生的信中得知这一出版计划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范围，更广泛地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并希望我推荐一批能够代表日本研究水准的著作，尤其是能够选择那些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会谈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样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来这的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中日两国学界交流，已经有着长久的历史，而且正呈现出日益兴旺的趋势。交流不仅限于人员的交往，还以相互之间论文、著作翻译的形式对双方发生着影响。但是，这还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学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名著，几乎都没有中译本的出版。所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一计划，不能不说是打破现状、开创新局面的创举。就我个人而言，拙著中译本的刊行能够成为促成这一趋势的契机，更是倍感欣悦。出于如此的考虑，我也就不揣自陋地应允出版社，愿竭尽全力协助此项计划的实施。 回到日本以后，我立即着手选定书目，其间还听取了我的同行、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森正夫先生的意见，最终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交了我的选目方案。经与出版社协商，决定首批出版十种左右。 非常巧的是，这里所选的学术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一过程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形成期。当时，虽然兰克（L.Ranke）的弟子李司（L.Riess）受聘于东京大学讲授历史学，传授实证主义方法，但那毕竟是以欧洲史为基础的史学。在日本学者之中当时出现了与欧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对应，设立东洋史（即亚州史）分野的举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洋史，并且延续至今。这一情况一方面表明由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出现了必须重新认识东亚各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日本汉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将中国作为近代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学问。最能够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史研究，而且影响至今的学者，即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张的“唐宋变革”论，在这一阶段正在孕育成形。众所周知，他的这一观点是切合中国社会实态的，是对中国史发展所进行的逻辑性解释。作为本丛书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就是出自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广博知识以及对历史发展透彻逻辑分析的力著。 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所谓的“战间期”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有着密切注重社会与民众的特点，中国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也影响着日本的历史学界，作为具体的表现则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盛。而且，其中有着马克思主义直接、间接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师、前辈的学者之中，有许多就是在这一时代新史学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础的，本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属于这一辈的人物。 然而，作为上述新倾向顶点的20世纪30年代，又正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当时，不但不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军国主义国家还以各种形式要求中国史研究者为战争提供合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那一严冬似的时代终告完结。由此也开始了中国史研究的第三阶段。 “二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是如何将中国史作为发展的中国史进行重建的问题。即必须纠正被军国主义歪曲了的中国史观，按照世界史普遍逻辑对中国史作出理解。当时对此起到重大作用的，是从战时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按照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将中国史系统化的尝试亦由此开始。为此日本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史的问题；另一个焦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构想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着长期、激烈的讨论，而且主要都是基于史料的实证观点之间的相互争论。其中虽说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是毕竟应该说战后的中国史研究在当时有着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参加讨论的既有在上述第二阶段业有成绩的学者，也有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研究者。本丛书著者中，除了内藤湖南之外，都是为战后中国史研究做出了贡献的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