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时代曽读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其中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一句深深打动了我，以致我后来游山玩水老是愿意去人迹稀少的地方，看看是否有意外的收获。由此也影响了我探索做学问的路子，常喜找一些不大有人问津的地方着手。佛教戒律本是在僧人内部讲究的，近代以来虽然教俗两界都有论述者，但一般多注重于律文的阐述或律宗的发展，至于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及其互动演变，似乎尚未有人对此综合论证过。这激发了我的兴趣，所以就有了本书。在书中，重点不在于律宗或戒律学发展的本身，而在其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及其发展。我努力想利用一些新材料，说出一些新意见，为这个研究方向寻找一些新景点，但客观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还有赖于时间和读者的鉴定。 还在读研究生时，瞿同祖先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使我深受启迪，这从本书的最后定名《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也可看出瞿书的影响。故“中国社会”一词亦是依照瞿先生的传统狭义来理解，不在广义上把藏传佛教、云南佛教中的戒律等与社会的联系包括进去。此外顺便要说明的是，除二种情况外，本书的注解引书一般都标明页数。一是线装书或影印古籍，它们往往没有页数；二是中华书局的正史及《通鉴》、《高僧传》等的标点本，我认为有了卷、传、条等出处已足够，再标页数没有必要，浪费纸墨，此也是我多年的习惯，只能敬请读者谅解。 我每找一个题目来做，从萌意到出书，多则十年以上，少则也要四五年。1996年初我从加拿大回国后，在整理《汉传密教》与《江南佛教史》的书稿时，注意到了佛教戒律方面的一些资料，于是就写了一篇题为《东晋南朝佛教戒律的发展》的文章，承蒙黄夏年兄的推荐，发表在《佛学研究》1996年第五期上，算是个开头。1999年我把上述两本书稿先后交给出版社，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佛教戒律与社会的关系上。2002年与2003年我先后得到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对这个课题的支持，后来又列入了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这促使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于此，这样一直到2006年底本书初稿出来为止，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耗费心力时间最多的一本书。 本书在写作期间承蒙许多朋友的鼓励与支持，方立天先生还为本书作了序，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诸位先生的帮助下本书得以出版，在此一起致以深深的谢意。 书的出版，意味着该方面的探索告一段落，感觉就象结束了一次长途旅游。但我虽然年届花甲，却不知老之已至。60年代读高中时，常以谈迁六十岁重写《国榷》来勉励自己要不怕挫折自强不息，尔今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谈迁的榜样依然在我前头高大地树立着，使我不敢偷懒休息，而盘算着再找地方去凿空一番取乐。是以为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