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篱，本名周西篱，1964年生于贵州纳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国家一级作家。获首届金筑文艺奖、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贵州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优秀剧本奖、首届“有为杯”报告文学奖等。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诗刊》《星星》《诗歌报》（月刊）《钟山》《花城》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东方极限主义或皮鞋尖尖》《夜郎情觞》《造梦女人》《雪袍子》等，散文随笔文集《与人同居的猫》《迷惘的女性》等，诗集《谁在窗外》《西篱香》《西篱短诗选》等，以及传记文学《精神之灯照彻世界》《为苍生而战》，电影剧本《十二重天》《苹果园》《我不是坏小孩》等。
    记者：认识你从80年代到现在，时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你依然在写作。
    西篱：对，写作，是我存在的意义所在。
    记者：你的新作《昼的紫 夜的白》是一部关于亲情、成长和社会变迁的个人体验的诗性作品，讲述的内容时间跨度有100年，这当中有个人记忆，也有大的历史事件。主人翁的悲剧爱情故事不只是涌出来的眼泪，而作家内心的痛。
    西篱：谢谢你的理解。对历史、对历史中的意识形态的反思，对生命中的所有丧失的哀惋，对人类所能有的各种命运可能性的思索……我想表达的，真的很多。我的责编王磊博士说：“在编辑这本书时，我并不像编辑其他图书那样修改得密密麻麻如蜘蛛网一般，而是完全被书中的文字所吸引，一边看一边做批注，读至令人扼腕处，我欲挺身而出；读至忧伤悲怜处，我欲伸手拭泪；读至都市乱象，我似一同经历……我的情绪一直被小说的描写所左右，我悲愤，我痛恨，我惋惜。及至读完这部小说，我深深地沉默了，作为一个与西篱同时代的编辑，我能感受到小说所要传递的各种讯息和所要表达的各种情怀，我更能读懂西篱的未尽之意。”她是这部书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我收获的第一个知己。这部作品写了很多年，写的时间远没有停止的时间多。诉说的同时，又沉默下来，沉默和隐忍，这便是我完成、修改这部作品时的一个状态。
    我的个性带有
    那一方乡土气息
    记者：你出生在贵州纳雍，在过去，相对于省城贵阳来说，那是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昼的紫 夜的白》这部长篇小说，一开始就写海拔5000米大山中的“风镇”，是不是你的出生地为背景？
    西篱：“风镇”，是我童年记忆里的一个地方，一个大的场景。由于是童年的记忆，它也成为我常常在梦里回访的一个地方。“梦”是从“风镇”开始的，那是我的世界开始的地方，所以，它也成为我讲述的开始。
    记者：中山大学刘卫国教授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超越自我的写作》，他谈到：“这部小说描绘了地处西南高原的风镇，地处云贵川的西南高原，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一直是一块不起眼的地方，《昼的紫 夜的白》使地处西南高原的风镇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西篱：直到今天，在文化上，贵州，仍然葆有它的神秘性和独特魅力，它给很多音乐家、画家、导演带来灵感，比如最近的电影《路边野餐》。马尔克斯写马孔多小镇，就是写他的出生地，他儿时生活的地方。我不敢把《昼的紫 夜的白》与《百年孤独》并论。我在这部书里，倾注了我对故土的感情和千百种想象。甚至，我以为，我的个性和气质，或许都带有那一方乡土的那种特殊气息。而我的创作，也是携带着那种神秘和梦幻，遥遥地旅行。
    记者：我很喜欢你这句话：“携带着那种神秘和梦幻”。在长时间的写作历程中，你写作的样式算是很丰富的，你最早获得首届金筑文艺奖的，是一组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诗歌《西篱的梦歌》，你的传记作品拿过全国性的大奖等等。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一种？
    西篱：不同体裁和类型的创作，和人生各个阶段的表达强调有关。在我青少年时期，我最看重的，当然是我的诗歌。而在现在这个阶段，我更投入的是小说创作。直到现在，从表达所能到达的精神高度而言，我的诗歌和小说是共同的。有读者把《昼的紫 夜的白》视为诗化小说。对的，它是诗化小说。但并不只停留在语言的诗化方面。它在表达的内容和野心方面，和我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
    写作是为了获得知己
    记者：你的诗歌，也曾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记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阎纯德教授，说过一句话：西篱的诗，其实皆为梦歌。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谈你诗歌的文章：《梦态心声及其他》，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作？
    西篱：作为一个创作者，当我阅读到他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感激的。创作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方面，我渴望获得理解、认可和回应，一旦得到，就有精神上的幸福感。写作是为了获得知己。另一方面，当别人捧着我的书的时候，我又非常忐忑。我不担心不被理解，我担心的是误读和歪曲。
    不过，在今天，这些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一方面，我愿意被无数人从无数种角度来解读，另一方面，我对今天的读者充满了信任。我甚至觉得，他们的智慧远在我之上。比如说，我看到当当的一个购书者，评价我的书，说它是一部治愈系小说。我非常认可。因为，就像我在书的后记里所说的，在童年时，我就想写这样一部书了。而今，我已经经历了成长和成熟，回望人生，来写这部书，我依然感到很痛苦。我得重温历史和记忆里的那些伤痛，亲人间的那些难以弥补的疏离和丧失。西方人说记忆是生命的行李，这也意味着某些生命之旅是非常沉重的。当你无法选择忘却和抛弃，就得回去，回去，再寻找。你得自己医治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写作完成，我也得到了医治。
    记者：你说出了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有些写作是很容易的，有的却很难。有的人写得很欢快，有的人写得很痛苦。
    西篱：我就是后一种。如果内心里没有痛点，精神上没有纠结，恐怕我不会从事写作。如果你在生活中感觉到很愉快、很舒服，那么就保持这种愉快和舒服，这是很好的，没必要再写作。我也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自然人的状态。如果心里没有痛，我将失去写的冲动。世俗生活多美好啊，物质丰富，社会进步，有买不完的妙衣、吃不尽的美食、看不完的娱乐节目……但是，这正是我要警惕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我的父亲，他也是《昼的紫 夜的白》中的“我”的父亲。他短暂的一生，与世俗保持距离，摒弃一切流俗和利欲。我骨子里的这份警觉，和永不停止的思索，是他遗传的。
    我始终会保持
    对文学的信仰
    记者：《昼的紫 夜的白》里的母亲和父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你在书中写女主人公紫音对母亲的不断的寻找，不只是对血缘和感情上的母亲的寻找，更是对民族、文化母亲的寻找！
    西篱：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是有延续的。在60年代末，文化和人性里的一些美好的东西丧失了。到90年代，又有了更大的断裂。或许有很多人不认可我的这个认识，尤其是今天的90后、95后，他们被过多的娱乐文化浸泡，是没有历史感的，他们着迷于网络文学的那种代入感、世界感。但我相信，50后、60后和70后，以及一部分80后，他们对文化的断裂会有不同的体会和认识。我当然也明白，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并且我们的表达往往还得极力地含蓄，甚至如前面说到的，沉默和隐忍。不过，我始终会保持对文学的信仰，文学永远是人类精神的一道光芒。
    记者：你在书中所写的关于未来的部分，好像也表达了对科学的信仰。
    西篱：是期待。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最大的力量，当我们要探讨未来人类命运的可能性的时候，科学，是唯一值得信赖的。
    记者：我想，很多你的读者都会关心一个问题：你以后的写作将是怎样的？
    西篱：我在广东省作协工作，目前感觉到工作挺繁重。所以，我可能暂时停下笔，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我曾经和易文翔博士聊天，聊到我以后的写作，我说，以后我会写两种作品，一种是有精神上的深层思考、具有思想力量的东西，如米兰?昆德拉的那种，一种是至真至纯的，如儿童文学。它们看似两个极端，却都是我的理想，都是我渴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