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中国戏剧人而言，当代俄罗斯戏剧导演列夫·朵金舞台巨制《兄弟姐妹》的演出，是行业内的一大盛事。开演前，各色观剧指南就已经出现，演出时，全国各地的戏剧人纷纷汇聚天津，及至演出后，各种围绕演出的话题、讨论，也层出不穷。确实，八个小时的演出长度，对历史变故的记录……本剧可堪挖掘的地方实在太多。
    本剧八个小时的长度实际上包含了幕间休息和晚餐的时间，真正的演剧观剧时间，大略有五个半小时。对于观众所能承受的观剧生理而言，这也显然超过了极限。
    但这八个小时是值得的。
    《兄弟姐妹》以小村叙事切入，从小处着眼，实则截取的是国家截面，叙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复苏俄罗斯大地时的痛感历史。小村中的人事，实则与国家人事、历史颠倒暗合同构——小历史包含于大历史，也是戏剧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冯精志在他的书中曾言道，俄罗斯的大地，仿佛是痛苦与思考的象征。这句话概括得精准而充满爱意，《兄弟姐妹》所体现出的戏核，不仅仅体现在“痛苦”的节点上，也体现在“思考”的内容方面。那么，思考的向度在哪里呢？
    《兄弟姐妹》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又一幅痛苦的画面，战争中男性的失落，女性的寂寞，生活中失落了爱情，任何美好记忆再也无法回归，生活越来越艰苦，人心越来越隔膜……种种画面的昭示，让人们眉头深锁。不必非要去纠结剧中上上下下的人物几何，我们看到的，实则是人生皆苦的众生之相——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哀我世人，忧患实多。如此悲悯，可见创作者之胸怀。
    可是，这些苦难来自何处呢？
    触碰到这个问题，戏剧就开始接近宗教，而非仅仅停留在舞台上、剧场中了。《兄弟姐妹》中，展示的是战争带来了痛苦，但战争结束之后，痛苦为何还没有终结？贫困为何愈加深重？问题是，众生的苦难，应该由谁来负责？
    希特勒？斯大林？戈尔巴乔夫？
    不，如果这样，那就浅薄了。
    列夫·朵金给出的答案是：我们。
    我们看到的是，剧中人因自己的想法和希冀，有意或无意地伤害了他人，这样的情况是如此地普遍，因而构筑了整个村落环境——试想，与之同构的，难道不是整个国家民族吗？
    历史的悲剧，与每个人的自我姑息，都有关系。
    苦难的世人，自己应是自己的拯救者，而不能全然希冀他人。
    这样的思考，就比面对苦难——归咎他人的愤怒格局高多了，事实上，俄罗斯大地经历了无数的苦难，那里地广人稀，作物生长不易，又天寒地冻，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俄罗斯人民依然强悍而坚强地活着，若不是这样高格局的思考，民族又怎么延续得了呢？剧中，失去男人的女人群体，在贫瘠而难以孕育未来的土地上坚韧地播种，此刻，女性群体与大地俨然合为一体，受孕的是大地，延续未来的，是俄罗斯的女人们，这种身处逆境而依然积极面对苦难的身影，构成了俄罗斯永恒的悲壮。
    就此而言，《兄弟姐妹》面对苦难的思考——反思自我的通透，也就绝对值得八个小时的剧场体验了。
    二
    《兄弟姐妹》的剧场呈现，也展示了极为精心的构思和正宗的斯坦尼体系演出，同样让人大开眼界。
    本剧的剧场设计，简要而又精致，以白桦林为最小的视觉要素，白桦林构筑树林剪影，稀疏几根，写意即可，又在舞台中央位置，垂挂一白桦树干构成的屏板，乐池被拆开，也成为表演空间，有白桦树干堆垒而成的台阶可供上下，这是重要的上下场口。其精心的地方在于，白桦树屏板挂置于剧场空间正中，随着剧情发展，可成为播放多媒体投影的背景墙，亦可成为小木屋内景，又可为谷仓的墙壁，变换角度，又可平放在地上，成为家具内景的底板，又可升到高空，成为掳走村民粮食的强权力量，或成为屋顶，或成为山中凹陷的地势指向……既可具象，又可中性，灯光配合，空间的无穷奥妙，尽在这一块屏板中，可非精心？
    看演员的表演，无论是在观众席中，还是在剧场之外，或是在台上，或是在观众席最后一排，表演之深入，声音之通透，令人不由感慨剧组的训练有素、技术过硬，从这一剧中，可见斯坦尼故乡的斯坦尼究竟几何，对于经常阅读、聆听斯坦尼体系的人而言，也确实是珍贵的体验。
    如果说列夫·朵金是俄罗斯戏剧的良心，那么，来自俄罗斯的良心的继承者，在中国并非没有。今日的查明哲、王晓鹰，都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院校学习俄罗斯斯坦尼体系的杰出人士，他们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正是这种关怀人间、直面苦难、关注人心、积极思考、认真反思的情怀，而查明哲导演回国后导演的著名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其中同样精心设计着屏板、白桦树元素的使用，《青春禁忌游戏》《纪念碑》《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死亡与少女》，乃至今天的《中华士兵》《伏生》诸多作品，无不渗透着深沉的现实主义精神。
    只是，我们太容易认同“拿来”的艺术，而太容易菲薄自己的珍宝。
    三
    这里不免提到第三点——观众的反应。
    这部戏给我带来的体验是生动的。八个小时的演出，没有太强的戏剧性情节，加之翻译语言难以将观众带入情境，难免会让人疲累——不疲累是不可能的。我身边的观众，几乎也都会小鸡啄米般地打盹。
    这无可厚非。因为，从剧蕴而言，《兄弟姐妹》深沉的戏核展示用不着八个小时，尽管是思考深刻的作品，但仍然失之冗长，戏剧动作又过于繁琐，因此，要观众从下午坐到深夜，并无十分的必要。但有趣的是，及至谢幕时候，观众们的热情太过夸张，打盹的人醒来，立刻热情鼓掌，甚至起身，大喊“乌拉”，乃至热泪盈眶，全场沸腾。
    我认为这是一种 “当众表演”的懂行。
    寻常人是害怕露怯的，于是，谢幕时候，显得热情似火，显得热泪盈眶，就愈加说明自己看明白了、看懂了，相互颔首，笑而不语——
    ——怎么样？
    ——真是好作品啊！
    ——是啊，好作品！
    这样的对白，是散场后的常态。到了演后谈，大多数专业人士依然拿不准，怕贸然提问出乖露丑，于是小心谨慎，缄口不言。而敢于开口的，自然是非专业的了。
    因此，问的人不知所以，显得演后谈尴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样的情形，多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众生相反应：大人缄默不言，无知的小子才会口出狂言，惹下大祸。于是，才会出现一些评价，对这些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的举止，进行长者审判——“尴尬的演后谈”，也就成了热度极高的关键词了。但若是我们平心静气，沉着冷静，是可以更好地体味《兄弟姐妹》的，同样也是能深入而动容地发现、并成为国家、人类的“良心”的——任何装模作样的“当众表演”、任何心怀不忿的指责的出现，都还说明着，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来消化这部了不起的、但未必无可挑剔的作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