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老作家中，八六高龄的沈寂先生显然是个异数。他人生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极富戏剧性。孩童时因家庭关联遭绑票。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曾转到苏南加入新四军。在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后来他写小说、编刊物，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徐訏等不少作家，亦熟悉商贾巨富如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大亨”、“大班”，成了如今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初登文坛不寻常 上世纪四十年代，沈寂以小说创作见长，出版过《捞金印》、《两代图》、《盐场》、《红森林》等小说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盗马贼》、《大草泽的犷悍》、《被玩弄者的报复》，连续三期刊于柯灵主编的上海老牌杂志《万象》上，这在《万象》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柯灵在编后记中推荐道:“这里想介绍的是《盗马贼》，细读之下，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初涉文坛，就遇到了柯灵这样一位文学引路人，沈寂甚感幸运。于今想来，他对柯灵仍心怀感激。 沦陷时期的上海，形势愈发吃紧，《万象》常遭敌伪审查，柯灵不时受到传讯，直至被捕，刊物难以为继，至第四年第六期后被迫停刊。筹备复刊时，柯灵为不引起敌伪注意，举荐沈寂先生担当执行主编，编辑部就设在沈寂寓所。柯灵答应挂名“编辑人”，并积极给刊物组稿，先后多次将师陀的历史小说《李定国及其他》等稿件交给沈寂。 其实，沈寂与文艺报刊颇有缘分。早在复旦大学读西文系时，就与后来成为外交家的王殊等同学组成文学社，编辑油印刊物《青的果》。他的第一篇小说《暗影》刊登在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常常在敌伪时期的刊物《女声》、《杂志》上发表抗战小说。这些刊物的编者如关露、鲁风等，其实都是打入敌伪的地下党。沈寂在上海抗战胜利后第一张报纸《光化日报》做记者，采访了国共两党不少要人。又与董鼎山、沈毓刚、钟子芒分别担任《辛报》编辑。继而接手陈蝶衣主编的《春秋》与《西点》杂志，又自办人间书屋出版社，出刊《报告》周刊，延聘徐中玉、姚雪垠任主编。这三种杂志，一直坚持办到解放前夕被勒令停刊。 涉足影圈话沧桑 一九四八年夏天，沈寂收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一纸信函，他想，自己与电影毫无关联，怎么会有信件寄来呢？原来，该公司的上海办事处通知沈寂，选中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红森林》和《盐场》，拟购买版权改编电影。这对沈寂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这样，一九四九年初沈寂携新婚妻子朱明哲，踏上了英国政府控制的香港地界，到永华公司正式担任电影编剧。创作小说、编辑刊物是沈寂的擅长之事，却从未写作过电影剧本。既然任为编剧，沈寂便从电影艺术的ABC学起，常常钻进摄影棚，看电影的拍摄过程，一看就是一整天。他第一个登门求教的，就是永华公司唯一的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程先生曾导演过由夏衍编剧的中国第一部进步影片《狂流》，他热情接待了沈寂，向沈寂推荐柯灵编剧的《海誓》、《春城花落》，以及陈西禾的电影剧本《火葬》，并特地放映这三部由他执导的影片，让沈寂将剧本与电影对照着学习。这样，从电影剧本如何分场景，到镜头如何组合成“蒙太奇”，沈寂摸索着学到不少电影知识。之后他又请教了朱石麟、费穆、岳枫、季萍倩等前辈导演。在香港不到三年时间中，沈寂先后为永华、长城、凤凰、五十年代等影业公司编写了《狂风之夜》、《神·鬼·人》、《白日梦》、《中秋月》、《蜜月》、《一年之计》、《水红菱》等十余部电影剧本。尤其是他与著名导演朱石麟以宣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民间风俗礼节为题材，合作编导的《一年之计》，在一九五六年获得中国文化部颁发的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度优秀影片荣誉奖。《中秋月》于一九八八年被香港《电影》双周刊评选为中国十大名片之一。该片受到电影界好评，被称之为在意大利之前的新现实主义佳作。在这些电影拍摄过程中，沈寂还先后与舒适、孙景璐、陶金、刘琼、龚秋霞等演员友好合作。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立，使港英政府非常紧张，对在港居民设下种种限制:不许升五星红旗，不许唱国歌，禁止五人以上集会，禁止有进步倾向的宣传等等。然而，沈寂与香港进步影人却以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创作出一部部精湛的电影作品，将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沈寂参加了由著名作家司马文森等发起成立的进步组织“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开展义演、募捐等爱国活动。 当时，永华公司的经营正在走下坡路，投拍的电影发行不畅，导致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员工工资。沈寂和副导演杨华与厂方反复交涉。当时香港有一股反华反共的浪潮，而沈寂敢于代表职工利益，与权势显赫的厂方面对面谈判，表现出他深切的爱国之心以及不畏强权的正义感。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厂方发还欠员工的全部工资。然而，沈寂与杨华却收到“兹将两人开除”的通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