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大自然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美妙绝伦的。
    苍穹之下，生机勃勃，万物和谐，天人合一，这大概是每个热爱生命、崇尚自然之人一生所求的理想境界。自然生态的神秘与美丽更是令人流连，它是人类生存的母体血液，是与人类生命同构的肌理，是人类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自我。然而随着全球资本的扩张，工业化浪潮的侵袭，自然生态正在全方位地被改造被破坏，人类已经向另一个自我“宣战”，在此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倒逼下，人们终于走进所谓“生态时代”，将生态问题提上关乎国计民生的议事日程。
    李青松，作为中国当下非常活跃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家，一向以关注中国乃至人类的生态问题为己任，以知识分子的神圣忧思，心系苍生大地，满载人文情怀，显示了旺盛的思想力和创造力，从《遥远的虎啸》、《告别伐木时代》、《大兴安岭时间》、《林区与林区人》，到《一种精神》、《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大地伦理》、《粒粒饱满》等作品，无一不记录了他探索自然生态，不断发问，挑战未知，表达人文理想的精神文化嬗变轨迹。当下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如李青松这样一群生态主义的捍卫者，才令这条绿色之路不再那么清冷寂寥；因为有了这样切肤之痛的书写，重筑我们的绿色家园才充满了希翼。
    而李青松新近推出的生态文化散文集《贡貂》，同样延续了他生态报告文学的一些创作特质和他独特的生态理念，文章取材领域则更开阔，笔力上更加自由洒脱。他将自然生态作为一个需要整体观照的人类文化现象，从民间视角出发，无论是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将笔触深入到人类文化的基底，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关注自然生态，直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的精神生态。他本着温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剖析、沉思与反省，并努力探寻着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文字下面隐含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文化期待，他是一个呈现者，同时又是一个呼吁者与改造者，文化的根脉将因此有了接合的可能。具体说来，李青松的生态文化散文呈现了独特的个性化表征：即取材的独特性、观照的深刻性、书写维度的开放性和艺术表现的自由性。
    一、独特性：从自然生态出发
    生态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存在是一个由人、人类社会、自然界组成的有机整体，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只要人类存在，人与自然就是不可分割的。人与其他万物之间具有普遍的联系，共生互补、相依相存。人类不是宇宙的核心，也不是万物的主宰，人与万物是互为主体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应当是健康和谐的，生命的原则是爱而不是恨，是协作而不是争斗。”
    其实，无论是西方生态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实则都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将人与自然置于彼此映衬、彼此关照的共同体的存在。所以说，生态主义是一种接通了传统的现代意识，是顺应了人自身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主张，对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样一个看似单纯的理念，在狭隘的工业化思维、物质主义功利观作用下竟然是很难遵从的法则，因为生态主义的某些主张势必与其相抵牾，二者取舍之间的矛盾斗争反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李青松正是秉持着上述生态主义哲学的观念，从我们所面临的自然生态第一线出发，以所见所闻所感作为第一手材料，捕捉关于中国当下生态问题的关键节点，从一草一木精神的象征，动物的生活习性及历史渊源、文化象征，到人物的剪影侧记，生活中的休闲趣事，以那种谈天说地式的温和风格娓娓道来，自然地将自我生态观融入故事的叙述中来。可以认为，生态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维方式全方位地浸润于作者的无意识写作当中，作为一种观念、一种背景，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厚重的支撑力。
    《红松之美》中，作者面对小兴安岭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一边从知识性的角度饶有兴味介绍了红松及整个森林群落的自然特性、生态意义，让读者对神秘的原始森林有了详尽的认识，另一边作者重在揭示“红松原始林的至善至美，不在于它表面的景色，以及它给我们提供了多少良材美干，而在于它群落细部有条不紊的巧妙安排和万世不变的自然法则，在于它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还有勇气、精神和力量。”作者将红松原始林作为有生命的群体，它与人类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是提供给人类精神世界的力量与勇气，植物的象征性意义在这里超越了实用主义的形而下意义，从而获得了精神性的象征。
    在李青松的散文当中，他对自我生态观的表达不是以生硬的说教形式呈现，而是通过捕捉适于表达的素材，经过文学化的整合，信手拈来，于看似不经意之间流露出对自然生态的体验与尊重。《碛口枣事》从文化名人的生活细节写起，到碛口古镇的沧桑历史，再到现实民间生活的趣味，镜头不断的远推近转之间，一幅人与生态之间因和谐相处而充满着幸福快乐的情感图画便跃然纸上了。同题散文《贡貂》从科普、历史、文化多个角度全方位、延展式地介绍了关于“貂”的详尽情况，将“貂”的身上赋予一种对历史的凭吊和某种伤感的怀念，实则隐喻了人对现存环境一种无奈与失落。
    生态，在李青松的散文中，就是万类霜天竟自由的生存状态，就是物种间保持彼此的宽容、尊重和理解，而非驾驭关系、统治关系，和谐即美，自由即美。作者在表达对现存生态环境忧虑的同时，并未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淖，而是描绘了如梁从戒、崔永元、石田善一、梭罗、戈尔、巴勒斯等等这样生态与环保事业的有识之士，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作者所持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文字中俯拾即是，在叙述这些有识之士的做为与贡献之时，也在申明自我的生态观念，自我的文学观念及自我的艺术思维。所以，李青松生态文化散文的独特性就在于从自然生态出发，而又非局限于自然生态一隅，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极具包容性、开放性，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生态整体观。这是人类社会对自然认识的进步表现，是属于有识之士在众多生态现象面前做出的清醒判断与抉择，而这一切的一切旨归于，无外乎，顺应自然法则也。
    二、深刻性：关注人的精神生态
    如果说，自然生态是李青松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的一个独特的直接切入点，那么对精神生态的关注与介入则令他的创作更具深度，更加有别于一般的生态科普作品。正处于生态文明时代的当下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浪潮推动下，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的同时，也波及了人的精神生态。对此，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提出了“精神污染”一说，并指出“物质对于精神的污染、金钱对于情感的污染、权力对于灵魂的污染、工业生产对于人的内在天性的污染、高科技对于人文精神的污染。而人类精神领域的这些污染与地球生态系统的严重污染又是同时发生的。”对精神生态的关注，正成为当下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向内转的一个重要指征。从关注外在的自然生态，到关注人的内心与灵魂世界，正是二十一世纪生态文学的自我探索与重构，是对于人的内涵与外延意义的又一次深度解读。
    李青松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特别擅长人物速写式的笔法，他通过寥寥白描，就能令上至高官、历史人物，下至普通百姓、纯真孩童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对美好家园的守护，令人顿生纯净亲切之感。在生态文化散文创作中，他同样重笔塑造了人的形象，揭示了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包括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揭示了人的精神生态的复杂向度和丰富内涵。他勾连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间、自我成长等多个相关的领域，品百味人生，展世相画卷，提取人物精神生态的正向能量和积极意义，总结历史内在得失、人物精神成长的内部动力，提炼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内因，因此，他关注人的精神生态也是在关注自然生态，二者密不可分。
    用去作者大量笔墨的长文《彰武与彰武人》，凭借“国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从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生态、发展沿革等侧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刻画了彰武与彰武人的历史足迹与现实剪影。而此文最为宝贵的是联系了作者自我成长经历，将身边人、身边事、家乡风俗景物，写得有情有味，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让读者看到了历史的脉络，又不断看到历史脉络上闪光的节点，宏大与细微的有节奏的结合，使得文本充满了特有的人性之美、人情之味。从章古台的治沙、大清沟的水边、哈尔套的大集、豪爽的拼酒之风、张三炮捕狼、爹的木匠手艺与为人、养牛、到彰武人活着的根，作者充满期望地表达了“在故乡的土地上，善的魂灵正在醒来。”“人生意义在于安心。在一定意义上说，和谐比发达还要重要……我们的根与大地的骨肉及其血脉紧紧相连！”的主题。这些看似信手拈来，逻辑联系并不紧密的“节点”正是对人的精神生态塑造下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而深刻的诠释，如故乡一般的孕育物质与精神的土壤，永远滋养着健全人生的根苗！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去解读人的精神世界，有苦涩，也有甘甜。《且说大寨》中“真正的农民，真正的好人”陈永贵晚年的苦闷寂寞，多因时代的落差而造成，却很少有人关注；《佤山佤寨佤人》中佤人“拒绝一切与美与善与快乐无关的事物”；还有无偿为中国种树的石田善一老人；为环保疾呼的梁从戒、崔永元、戈尔……可以看出，作者在关注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同时，所传达出的意态度是积极、向善的，是充满乐观、希望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作者回避我们的生态危机，回避人类精神境界水准下滑与倒退的现状，正因为有着太多痛楚，太多的实例，作者急之所急、痛之所痛已经太多，所以文学的表达已经不能局限于自然生态被破坏，人类受到自然惩罚的简单层面，而是将生态文明纳入人类的内心层面，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镶嵌进我们民族的文化之中、集体无意识之中，这反映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诉求与期待。因而，创作中他就是要用正向的能量、以正视听的方式表达对当下整个生态的问题的自我见地。精神生态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着自然生态的发展与结局，可以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李青松的散文恰恰表达出了人心与自然关系，人心如何自然便呈现出何种形态，所以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这一表一里进入作者的文学表达中，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又是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思考。
    三、开放性：正确价值观引领下的多元表达
    现代散文大家林语堂在评价自己的散文时说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其毫颠，几乎无所不谈，这正是散文这一文体独特的优势性所在。对文化时空范畴的开放性书写，同样是李青松散文的特色之一。从植物、动物、人、资源、环境到整个生态系统；历史文化，童年记忆，生活琐事的感怀，游历的行踪，美食美景，人物素描，休闲之乐，难忘瞬间，他的笔触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时间与空间的场域，生活的林林总总，被他慧眼识珠，被他乐观激情所点燃，再过平淡的事物在他笔下似乎总有一番趣味、情味在其中。
    这种趣味与情味与作者的创作心态、生活态度密不可分，一个经历过困苦年代，一个经历过生活磨砺的人，目睹过太多自然与人生残酷而又无奈挣扎的法则的创作主体，被生活洗礼后的心灵一定会强大而有力量。当作者回忆起自己大学时代不舍得用稿费请客时写道：“我不是有意扫‘哥儿们’的兴，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豪饮大啖的时候，远在北方的母亲正吃力地戴着老花镜在磨坊里拾起一粒一粒的玉米……对待生活，我从来不用假设……我没有假设的资本，或许，这也是我走上社会之后的生活态度。”正因为他拥有了对生活正确而清醒认识，脚踏实地的坚韧意志，独具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对万物有自我的感受，对生活有诸多思索，他的文字才能表现出百科全书式的对多个文化时空层面的再现。
    散文《老号骆驼》用相当长的篇幅，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实践了李青松在开放性的创作心态下所表达的文化指向。他从自己少年时代生长的科尔沁沙地南缘对骆驼的记忆写起，详细考证了骆驼的生活习性、我国野骆驼的分布、人工繁育，骆驼对人和自然的意义，骆驼在历史上对丝绸之路的积极贡献，直到历史上对骆驼的驯养，西域古城的历史回望，然后视线又回转京城，写了北京历史文化中关于骆驼的记忆，以及骆驼在文学中被提及的趣谈等等方面，看似自由的笔触，其实牢牢地赞美了骆驼对“自己精神和灵魂的固守”，当然还有“了不起的具有骆驼精神的人”。从这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李青松的散文之所以耐读，除去丰富的知识性考证以外，时间空间的拓展范围的广大，巨大的文化含量之外，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作品的精神与灵魂的支撑力量，总是伴随着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和永远不停息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有时也表达生活的阴暗面与人生的无奈与感伤，但是却不耽于此，不止步于此，正向的能量始终居于主导。
    自然，文学可以揭示现实生活的阴暗、丑恶、不和谐，但是务必是带着批判性的目光去审视丑恶的东西，而当下的许多作品常常是“揭黑”和“审丑”大于“赞扬”和“审美”，仿佛丑恶比美善更有吸引力，结果导致作家表达美的能力渐渐被削弱，即使写美写善也不那么感人，不那么真实，让艺术表达陷入怪圈、让文学的力量总是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归根结底，这依然是一个作家创作观念的问题，也是对文学的根本认识问题、创作心态问题。一个作家，只有能够正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才有可能处理好作品的艺术表现问题。
    正如李青松这样的作家，多年来坚持对一线生态的采访、调研，深入生活实践，因为经历了太多人与生态(世界)的关系问题，当然也包含许多危机问题，急难问题，经历了太多人文与道义的洗礼与检测，所以能够怀有正直的心态，平和的情绪，积极的行动，来看待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问题，说倒底，还是基于正确的“三观”，固守了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本色表现。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在发展中的危机是前所未遇的，资源环境危机，生存压力大，社会文化多元结构，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人心浮躁，道德力量滑坡，所以文学所面临的挑战也很大，此刻，更彰显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与自我判断的重要性。所以，李青松能在这样特定的国情背景下，对自己文学表现的时空做出正确的判断、引导，传递社会正能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也成为人类助推整个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动力所在。
    四、自由性：艺术表现的灵活通脱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切文学的表达终归要落实于文字的实践，艺术质量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作家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
    在解读李青松生态文化散文时，我们不妨取散文之广义概念以观，即除去小说、戏剧、诗歌以外涵盖较广泛的一种文体。在广义散文的文体界定下，散文更自由、写法上更为不拘一格，与思想上的开放性品质相得益彰。李青松的散文能够立足于生命与生态的文化意义，语言具有浓郁的文学情趣，避免了科学类文章的枯燥，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认知的增强大有裨益。
    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他借鉴了报告文学、人物速写、科学小品、抒情散文、甚至于小说等诸多创作元素和表现手法，进行了许多层面的知识考古，用看似旁逸斜出的笔触，拟人类比，旁征博引，智慧机巧，生气盎然；同时，他的散文专注于民间叙事视角，善于联系自我成长体验，又富于生活情趣，朴素之中有深意，诙谐幽默的叙事语言，故事化地叙事策略，极大地增强了文本可读性，探索了散文文体全新的写作路向。他的散文写作笔力灵活通脱，自成一家，辨识度极高。
    《乌鸦》一篇属于典型的“李氏”风格散文，首先对乌鸦这一平凡动物进行了知识方面的考证，对它的历史、习性、以及自己少年时对乌鸦经验的介绍，勾连了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关于乌鸦的事件，最后点明了乌鸦的文化象征意义。这样，一篇关于乌鸦的百科全书就新鲜出炉了！跟随作者的思路，一路下来，顺畅又增长见识，毫无艰涩之感，那种闲话家长式的叙述自然是亲和无比的。
    《菱角丫头》则聚焦白洋淀水边的“菱角丫头”，丫头与爷爷的水边生活，天然、生动，机巧淳朴的对话，人物的白描，时空闪回之间，更像一篇记人的小说，有着与孙犁笔下白洋淀一般的风致，又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寥寥几笔，却有别样的风情。
    《水仙花的秘密》虽然篇幅短小，但能够捕捉生活瞬间，写下真情实感，张扬美好情愫，颇具文学情境之美。
    我们常说，文无定法，一个作家只有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是最好的。在李青松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体会到一种达观的心态，一种心怀大局的客观地看待历史与环境的目光，所以说，内在的境界决定的外在的表达，内容与形式不是脱节的，而是一个共同体的两个侧面。可以说，李青松在多年的文学实践中，正是在自我灵魂世界的不断实践与进步中逐渐摸索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这种质朴的、生活化的、既有文人情趣又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叙事手法铸就了他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在这个快餐化的浅阅读时代，显得不俗套亦不落伍，充满自我个性的魅力。
    综观李青松的创作，从报告文学到散文，生态，永远是他的关注主线。对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观照令他的文本充满繁复的特征，多义与多解，文化气息浓重，知识性与可读性较强。稍显不足的地方是对思想深度的拓展还须强化；将生态问题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实践的关系如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挖掘；如何以自身丰富的阅历、所掌握的生态文化资源转换成文学表现的图景，聚集思想，提炼生态问题对全人类进步的意义，都值得作者深思。我们在他新近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油茶时代》、《牙香街》等作品中看到了作者不懈的尝试与努力。当然，积极关注整个地球与人类的命运，进行更深邃的思考，尽可能地打通文学与科学知识的界限，以更完美的文学形式再现出来，这不但是时代给李青松提出的问题，亦是时代给所有作家提出的问题，我们期待超越！期待圆满！